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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佛教的渊源及其佛教思想
日期：2016-12-19 16:15 来源：《统一论坛》杂志 作者：李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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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辛亥革命的主帅和旗手，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今年是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为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借鉴他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的理念，现梳理其与佛教的渊源及其佛教思想，以资纪念。

　　一、青少年时期破除迷信

　　中山先生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上沙村(今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根据中山先生故居《孙氏家谱》记载，始祖至四世祖都在东莞上沙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始迁至广东香山，先辈族谱仍以上沙作为“故乡”。中山先生于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特意与东莞孙氏宗亲合影留念。

　　1879年，少年时期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长兄孙眉资助他比较系统地接受近代西式教育。1883年，孙中山归国居翠亨期间，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结合在外所学所见，力倡村里采取兴革乡政的措施。当他看到地主利用神像骗财害人、愚弄乡亲，便极端排斥民间信仰，认为庙宇中的偶像崇拜是愚弱国民的精神癌瘤，欲使民族振兴，先要思想解放。他与同村好友陆皓东、杨鹤龄到村庙北极殿，折断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之手指，刮破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塑像的脸皮，毁坏一只耳朵，并说：“看你这样威风，现在又能奈我何？”以此行为来破除封建迷信、唤醒乡亲并解放思想。少年孙中山只是极端排斥被地主利用来骗财害人的民间信仰，并非针对佛教等某一具体宗教。事后，孙中山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当时只是愤世嫉俗，激人省悟。但此次因破除迷信而毁坏北极殿神像的行为被村民指责为渎神，在各方面压力下，他被迫赴香港躲避。

　　二、革命时期深交佛教界朋友

　　中山先生在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认识与结交了许多佛教界知名人士和朋友，如虚云老和尚、宗仰上人、苏曼殊居士、太虚大师等，彼此之间互相支持和帮助，从而使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中山先生与宗仰上人的真挚革命感情即为一例。

　　1894年，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次年，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1901年，宗仰上人在上海组织“中华教育会”并担任会长，主编《苏报》，配合中山先生鼓吹和宣传革命。1902年，因《苏报》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和驳斥改良主义政见的文章，宗仰上人遭通缉并于次年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宗仰上人与中山先生相见后相谈甚契，后资助中山先生离开日本赴檀香山。宗仰上人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并领导和主持兴中会在日本开展工作。1908年，宗仰上人由日本返回上海创办上海爱国女校，中山先生在美国写信给宗仰上人，告诉他痛斥康有为、梁启超及与保皇派斗争的情况。信上说：“中央上人英鉴：横滨来函，已得拜读。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就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非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闻在金山各地敛财已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不能辞也。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也。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大安！弟中山谨启。”从信中可以看到中山先生与宗仰上人患难相交、匡襄革命的真挚感情与革命情怀。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中山先生归国任临时大总统，他请宗仰上人出世辅助国事，为国民革命建设事业继续服务。宗仰上人因要潜心从事佛事，乃婉言谢绝。1918年，宗仰上人至南京，应邀任栖霞寺主持，对栖霞寺作大规模修复，中山先生得知后立即捐银万元资助，使其面貌有很大改观。宗仰上人此后被尊为栖霞中兴始祖。中山先生说：“佛学之理，使上智精研而无穷，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觉而易入。世间世出，澈上澈下，义极圆满。”这不仅体现了中山先生对宗仰上人情谊的珍惜，更包含着对佛教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

　　三、临时大总统任内支持关怀佛教组织

　　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佛教界组织、新兴佛教团体大力支持，对佛教界所请求之事皆尽心尽力。

　　1912年年初，太虚大师在南京毗卢寺发起组织成立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山先生与太虚大师会面并赞许其举动，安排秘书与太虚大师商谈具体细节。2月，中国佛教协进会在镇江金山寺如期召开成立大会，影响颇大。此事与中山先生大力支持密切相关。

　　1912年3月，李证刚与欧阳渐、桂柏华、黎端甫等7人发起组织全国性的佛教会，欧阳渐执笔撰写发起缘起及章程并呈报南京临时政府，请求批准立案。中山先生阅读后，立即复信准予成立中国佛教会，并以国家元首身份，提出保护信仰宗教自由原则。他在回复李证刚信中说：“敬复者，顷读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众生完全之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瞻仰赞叹。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肃。”同时，中山先生下令教育部准予佛教会立案。中山先生的复信，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复信，深刻体现他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他不但批准佛教会的申请，还把呈文交由教育部立案，目的是为使佛教会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地位和资格，使之合法化。这是为佛教会长远利益而精心考虑的，同时也阐明了国民政府对宗教信仰的政策和态度。他坦诚指出：“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宗教信仰者绝不得干与政治，才能得到国家的尽力保护。”中山先生对待佛教之态度，可谓观点明确，语言恳切，感情真挚。

　　中山先生的复函内容中，同意中国佛教会的立会宗旨，肯定其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肯定了佛教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宣导了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赞扬了欧阳渐等人为振兴佛教、弘扬佛法所做出的贡献，推介了近代欧美诸国政教分离的做法。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函电，显示了其对佛教的赞扬和支持。

　　四、深受佛教信众爱戴

　　中山先生对佛教的重视及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了广大佛教徒和信众的敬仰和爱戴。

　　1912年5月，当中山先生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南京至广州时，广东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和尚领头，以广东佛教总会名义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中山先生大会。中山先生携同家属、随从人员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还兴致勃勃地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并当场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块匾，勉励广东佛教徒遵守“临时约法”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宗教活动，最后还和出席欢迎大会的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平等、自由、博爱”，既体现了中山先生“登斯民于衽席”的伟大抱负和建立完美民主社会的政治理想，也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精义，所以曾经长期悬挂在广州六榕寺内，供人景仰。至今，翻拍照片还悬挂在广州六榕寺大厅内。中山先生出席欢迎大会时所摄照片，生动记录了他勉励和关怀中国佛教徒的亲切形象，也反映了中国佛教徒对中山先生的尊敬和爱戴。

　　南怀瑾曾经在《禅学讲座》中说道：“过去我在西藏，有一位大德告诉我，中山先生是色界中大自在天的天主下凡，来救我们中国的。”由此可见，在藏族同胞心目中，已将中山先生当成下凡的天神来看待。

　　五、孙中山的佛教思想

　　1921年，中山先生在桂林对滇、粤、赣三军官佐发表论述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军人精神教育》讲话时指出：“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他的动机是大智、大仁、大勇。”早在1904年，中山先生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针对清政府的***统治指出：“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通过分析佛教历史，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他得出结论：“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亚洲全部，信仰的人数比哪一种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于释迦牟尼善于宣传的效果。”由此得出的极大的启示是，“对于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也要大力进行宣传”。1924年10月，中山先生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前夕，曾率众前往岭南古剎南华寺游览。途中，中山先生就南宗禅与大家进行交流与探讨，“汝等须知，佛教平等，重博爱，慈悲救世，主旨正复相同”。中山先生认为佛教包含平等、博爱思想，与近代流行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是一致的，革命主旨与佛教的主旨都是救人脱离苦海。

　　中山先生深切地体会到，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佛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他说：“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倘得宗教以挟之，则民德自臻上理，人民愈相亲睦。”至于佛教问题在中国，他认为：“除了宗教上的意义外，还与民族、外交、国防等许多方面的工作有关，又是研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所不能绕行的隘口。”

　　1911年，云南大理宾县鸡足山祝圣寺高僧虚云法师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中山先生，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中山先生应请为祝圣寺题匾“饮光俨然”。1912年，中山先生为广州六榕寺题“阐扬佛教”，为寺主持铁禅和尚题“自由、平等、博爱”；到杭州白云庵看望当年热心支持革命的智亮和尚，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后，挥笔题写“明禅达义”匾额。1916年，中山先生一行游浙江象山群岛时，除留下《游普陀志奇》一文外，还应普陀寺山僧之请，题“与佛有缘”“常乐”“我净法堂”等4件墨宝。有“民国第一画佛高手”之称的“辛亥首义老人”钱化佛，民国初年提倡新剧，为勉励其演新剧，中山先生1920年为其题写“作如是观”横幅，后又特邮寄墨宝“无量佛”相赠，钱化佛毕生将之视为瑰宝。1921年，素有“岭南之冠”的大佛寺成立“广州佛教阅经社”，深得中山先生赞许，乃亲笔赠书“阐扬三密”匾额以示鼓励。苏曼殊大革命时期活跃于东京、上海等地，人称“革命和尚”，后英年早逝。1924年，中山先生特在其书稿、手卷展出时题写“曼殊遗墨”，深切纪念曼殊大师。

　　中山先生对待宗教问题和佛教问题是非常客观和辩证的，其宗教观显示出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继续探索的方向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其对佛教的肯定态度，显示出其希望利用佛教来宣传爱国思想，排斥宗教中的迷信成分，团结佛教信徒，建设民国时期的新道德，进行政治革命的实践活动。这些见解和经验，时至今日仍有参考、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