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来的电报 莲生活佛卢胜彦文集第041册─第三眼世界

震旦出真主 一统半江山
2021 04 14

「菩萨说：依照国运来看，再过”一纪”，东土会有真主出现。你们记好，”震旦出真主，一统半江山”！」Ｍ君打破沈寂道。
-《观灵实录》第七章 此书成
时间：民国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1996年3月23日）
引导圣尊：王仙君于福境—总赏司
探讨者：无极慈善堂堂主吕金虎老师率弟子与有缘信众
进入者：堂中通灵之观灵执事-Ｍ君
1996加上一纪就是2008年，当时我从2005年与李渊转世的台商在宁波做真佛宗的大陆论坛，出现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新气象。陈昆陆是江*泽*民的前世父亲，江长者前世是李渊的儿子。

【老师】政治-袁英平老师(601545162)  15:12:50
诸葛亮的武候百年乩文中有一句：中央生草（英字）不堪耘，是指金帛（窦氏太后）的的孙子袁英平传的法不是藏密，指堪布，云中佛的陈昆陆以前的论坛中，吸收了真佛密法中的藏密内修的合理成份。耘指道家宝典长孙皇后文德 圣母（紫圣，国父华盛顿袁英平的唐朝亲母。紫圣李治转世在民国是广东省农业厅长彭锦华字肇衡兼军统少将，抗日战争时候随蒋经国在江西前线锄奸和杀敌。再世为广州国安情报官袁英平。）《育妇德》第四回：文成公主耕耘西藏。

【老师】政治-袁英平老师(601545162)  15:13:26
真佛密法的内修法中也有道家的内修秘法。师尊莲生活佛在宋朝时候出家做过华阳道长，

天上圣母 降 95年11月1日
第一章 长孙皇后‧严以律己
在中国古代，女子总是被要求得遵守「三从」「四德」。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就是这么一位谨守「三从、四德」的贤惠女子。
现今的社会，人口愈来愈稠密，但人与人之间却愈来愈疏远，因此，人与我之间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长孙皇后一样善良贤德，以仁厚、宽大的心胸去接纳每一个人，时时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宽宥他人的过失，那么这种不协调的社会现象就能慢慢改善。
同时，每个人都能像长孙皇后一样，严格的自我要求，约束自己，就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汲汲营营，甚至作奸犯科，做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情，那么社会自然能安定祥和。
长孙皇后虽然是生长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但她所奉行的生活准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颇值得身为现代的我们好好学习。贤生有问题可以发问。
陈生：学生恭接圣母恩师圣驾五叩首！
学生感谢天恩鸿慈！让我有此良好机缘学习。谢谢仙佛成全、恩师慈悲指导。
圣母：贤生应全力以赴完成此部《育妇德》一书，一以报天恩师德，二以利代天宣化。
陈生：请恩师开示长孙皇后贤德的事迹，以便学生及大众学习皇后的仁慈。
圣母：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面对这场手足纷争，长孙氏一方面给予丈夫无限的支持，另方面则竭尽心力的服侍公婆，热忱的对待建成、元吉的妻妾，以维持家庭的和谐。
例如：有一次元吉遗孀杨妃应邀到东宫，长孙氏见她因丧夫之痛而终日以泪洗脸，就安慰她说：「妳不要太难过了，假如住在王府会触景伤情，就搬到我这里来，我们姐妹也好作个伴。」隔天，杨妃果真搬进东宫，而长孙氏也亲手布置好房间，又亲自挑选几名机伶的侍女供她使用，关怀备至。
陈生：杨妃的丈夫是杀人凶手耶！长孙氏还可以礼相待。恩师慈悲！我可能做不到喔！
圣母：贤生再听吾言，长孙皇后天性仁厚，对后宫嫔妃所生的庶子，待之如己出，对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则管教得非常严格。例如：有一次，太子的乳母觉得东宫的日用品太少，请求添置一些。
皇后生气的说：「国家才建立不久，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刚刚安定下来，太子身为储君，应当多多体恤民情，注意节俭，这才是人君应有的德行！」
陈生：学生感同身受。
圣母：俗云：「小树不扶正，大树就难以改变。」唐太宗视女如宝，为她准备的嫁妆也就特别丰厚，足足比太宗的亲妹妹永嘉长公主还要多。
魏征知道这件事，立刻直言进谏：永嘉长公主，既然加一个「长」字，就表示应当有所尊崇；因此，尽管皇上对公主疼爱有加，但也不能逾越礼数啊！太宗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得接受。
长孙氏知道后，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高兴的说：「魏征能如此犯颜直谏，真是难得。」
陈生：好伟大的女性！那这样后宫可以相安无事吗？
圣母：当然。长孙皇后不仅对儿子们如此要求，自己更是躬行俭朴，凡是衣物车马，只求够用，从不讲究，所以后宫上下，都以皇后为榜样，不敢太奢靡浪费。
陈生：这么说起来，她都是先自我要求、约束、节制。从现在起，学生会以她为榜样，学习皇后的仁、义、礼、智、德。但愿现代的女性也能效法。
圣母：真能这样，社会乱象就能降低到最少。长孙氏在幼年时，曾被非常刻薄寡恩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欺侮。长孙安业曾犯错，罪应处死，但长孙皇后却泪流满面的向唐太宗哀求：「兄长犯罪，实不可饶恕；但天下人皆知兄长曾苛待我，倘若处以极刑，人们一定以为是我仗皇上宠幸，故意报复，岂不是平白牵累了皇上的清誉。」
陈生：此乃「以德报怨」！现今社会是否真有这么善良、贤德的妇女呢？
圣母：当然有，择期再带汝拜访。
陈生：对娘家的人，如何相待？
圣母：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本就是布衣之交，而且才学渊博，又善于谋略，品德高尚，足为众臣楷模，唐太宗想加封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长孙皇后得知后，却激烈的反对，说：「我自婚配于皇上后，就倍受恩宠，全家人皆感到无限荣耀，实在不敢再让兄弟子侄们执掌太大的权位。」而长孙无忌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了解妹妹的意思，便自动请辞，恳切的表示自己不想担任尚书右仆射。唐太宗见他们兄妹如此苦苦推辞，也只好作罢。
陈生：好一个有道德完美的家庭。
圣母：期盼现代的人真正体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生活法则，希望诸生能效法长孙氏的美德也。可。 吾回！
陈生：学生恭送恩师圣驾五叩首！

天上圣母 降 95年11月29日
第四章 文成公主‧耕耘西藏
圣示：今夜著书， 吾将内容移到户外去探索一千多年前，荒原、沙漠、雪域的生活民情。
贤生速凝神，随 吾灵游。
陈生：学生恭向圣母参驾五叩首！
圣母：贤生免礼！调灵且安住心。
陈生：请问恩师！怎么着书出访也会造成身体的不适而且更严重呢？
圣母：历史与现代的变幻莫测，会有时空的差距，需要尔实时适应，况且经过的地方有荒原、沙漠、雪域、高山等。
陈生：学生心想，如果有《太上老君》恩师的仙丹，是否会有帮助能够快速去适应每一种不同的气候与环境呢？
圣母：然也。不过，今夜必须要贤生亲身体会，因此，尔必须忍受着艰难与不适也。
陈生：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方才已经非常受罪了。
圣母：稍后，尔就可享受他人无法亲身经历之真实情境。
陈生：我们今夜出访，是到什么地方？
圣母：既是【和蕃】，当然是【藏族地区】。
陈生：今夜，是否拜访唐太宗之女儿《文成公主》出嫁到吐番地方？
圣母：正是。当时《文成公主》承接圣恩，表现十分理性的接见吐番大相：禄东赞之后，探询吐番民俗风情。出发前，由大臣及父母准备行装，带了五榖种子、菜籽、佛塔、佛像、佛经车舆、马、骆驼以及各阶层的技术人才、各种生产器具等等，踏上漫漫的和亲之路。
陈生：文成公主远嫁吐番，后来是否有回中原？
圣母：一去未回。知书达礼、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嫁到吐番之后，为汉、藏增进了佛法，是历史性的贡献。
在雪域地区公主又将带去的五榖种子、菜籽、教导当地居民耕种植物，将适应高原地区的玉米、土豆、蚕豆播种，再将许多生产技术一一指导当地百姓。
陈生：藏族人们对中原来的新娘，会排斥吗？
圣母：吐番王深爱着这位知书达礼的新娘，当然藏人也载歌载舞、欢欣地迎接她的到来。
陈生：恩师！我们出游了好久，为何都不见四周有居民？
圣母：贤生忘了咱们正走在荒原上吗？
陈生：没有。只是发觉心里毛毛的，耳边一阵一阵传来一些怪声音，真不知当时嫁娶的队伍要如何走过这条荒原道路？
圣母：继续往前走，尔会发现别有洞天。
陈生：〈山与山之间的相连，山谷下溪水急流。〉
恩师！这里景色宜人，气候温和，四处红花飘香，这里有居民居住，就像一处小村庄。
圣母：汝现在所发现地方乃是唐朝《文成公主》曾经路经之处，和亲队伍曾在这里休息一段时日；闲暇之余，《文成公主》将携带的五榖种子在此指导当地居民种植与生产技术等。
陈生：当地居民一定很高兴，相对的也很尊重这位美丽的公主，因为改善了百姓的生活。
现在所见种植的过程、指导孩子们读书、公主教授居民唱歌、跳舞的情景等等；是否是当时的盛况吗？
圣母：然也。当时盛况就是如此。
陈生：恩师！为何一转眼我们又走在沙漠上，有蒙古包，而且还有鲜艳的色彩分别呢？
圣母：是现代的场景，黑白相间则是早期的。
陈生：草原上有牧羊人穿着藏族衣服，手握鞭子，人人口中高歌欢唱，可见他们生活的很开朗自在，不受环境气候所影响。
圣母：各个民族自有其生存的方式。
陈生：说的也是。白雪飘飘的高原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高原上人来人往，看起来很热闹。
恩师！前面有一座圆弧的城堡，我们可以进去吗？
圣母：降落在高原上，尔有何感觉？
陈生：〈陈生突然有心悸，感觉的不是寒冷，而是一股热气串流气脉；原来是闪闪的佛光照耀，陈生感觉有点头晕，此是从【大昭寺】照耀出来的佛光。〉
谢谢《释迦牟尼佛》恩师慈悲加被！
恭向《世尊》顶礼！再向两旁的恩师顶礼〈一干一坤之仙佛〉！
圣母：贤生随 吾进入佛殿！
陈生：〈踏进大殿，便见一尊高大雄伟的佛像。〉
世尊： 吾乃唐朝【文成公主】携带至吐番而建筑【大昭寺】时所恭奉之佛像也。
陈生：前些日子，学生似乎见过她穿着唐装，慢慢的走到学生面前，嫣然一笑，随即离开。
世尊：尔所见正是唐朝《文成公主》。
陈生：美宇恭向《文成公主》顶礼！
〈此时，耳闻：「还有我哩！」〉对不起！原来是吐番王。看起来，好亲切，美宇恭向国王顶礼！
世尊：贤生来此参访历史的见证，汝随国王、公主一起参观【大昭寺】， 吾先离去。
陈生：谢谢《世尊》！恭送《世尊》！请国王、公主带路。
国王‧公主： 吾等参叩《天上圣母》圣驾！
圣母：二位请起，今日著书，灵游至此，请尔等先行方便。
公主：不敢当！早在十日前， 吾已接获父王〈唐太宗〉之圣旨，知悉《天上圣母》欲带陈生灵游西藏地区。
陈生：原来是本道院《紫微大帝│唐太宗》恩师的安排，这是恩师交给学生之物，是要呈给公主的？
国王：哈！哈！哈！正是。谢尔为我俩带回 吾等之宝物也。
陈生：可是学生并不知里面是甚么？
圣母：无妨。宝物既已送达，咱们也该回中原。
陈生：还未参观城堡！〈话刚落下，一道强烈的力量，已将陈生带回中原。〉
怎么一下子就返回道院？
圣母：城堡嘛！尔再慢慢神游。可。就此停笔。
陈生：恩师！学生知道里面之物是什么了。【丙戌年十月解厄添元大法会】即将来临，本道院《紫微大帝│唐太宗》恩师要邀请公主夫妇参加本道院的盛会。
圣母：正是。 吾回！
陈生：学生恭送恩师圣驾五叩首！（大陆治要道院于二零一六（李淳风袁天罡推背图：谁云女子尚刚强，坤德 居然感 四方，重见中天新气象，卜年一六寿又康；阴阳和，化以正，坤顺而感，后见尧舜。）年始，于每月初一十五，举办紫薇大帝解厄添元大法会，由莲花英平主持，密宗行者莲花英平正在与宝德大道院联系和学习中。特别的高灵已常降临加持我的有缘弟子，出现事业的顺利和畅通，以及财运的增长，以及与广州的业务等等。太宗的加持力，可以治病，可以帮你们剪去命运的旁枝，给予弟子们力量和暗中的保护，感化有缘的众生。让世人的嗔恨心消灭了，恚怒生欢喜！南无天宫紫薇大帝！。太宗的成佛五智当中，以成所作智尤为殊胜，就是对事业做定向的加持，特别容易成就！）

广州治要道院每月农历初一 十五紫薇大帝解厄添元法会通知
 
阿弥陀佛，感恩国土安乐！感恩诸位善知识互相扶持！感恩大家乐意闻思修正法！
 
从公历二零零六年起，莲平上师于每月的农历初一和十五，在广州治要道院举办紫薇大帝解厄添元法会,报名参加者必有灵应!（法会供养帐号：袁英平 农业银行广州体育 6228 4800 8650 0758 379）现在已经印出紫薇大帝的吉祥卡以及大幅珍贵法相!欢迎诸位善知识迎请!收到来信后，我会给你们传授紫薇大帝唐太宗祈请文，喜欢修法的弟子，在供养上师之后，就可以获得紫薇大帝相应法的最珍贵仪轨，为什么说最珍贵？一是唐太宗现已在天空中成佛，具足五眼六神通，二是莲平上师日日与此佛相应，凡有因果病，灵障，前途阻滞，想换工作、夫妻不和，风水不好等问题，莲平上师均可以透过通灵法术来为大家神通问事和加持事象好转.

太宗为人间的莲平上师的弟子们祈福消灾，感应最速！真实不虚。有些持续供养我的弟子，往往都获得签订大合同的感应，或者是原来办事沮滞，变得办事快捷很多，或者是因为供养了莲平上师，接到与广州相关的业务！有莲平上师的弟子开餐馆，上师到餐馆就餐后，那个餐馆一个下午的生意都出奇地多！有些弟子也获得提升职务，或者加薪的感应，只因为他们敬师故！

 莲平上师将有两种法门的法服:一为真佛宗卢胜彦师尊的密宗藏红色法衣，二为台湾宝德大道院的邱元章夫子的法门蓝色法服，亦有紫薇道脉的黑色道袍和黄色道袍.目前上师处于法运低谷之中，诸事艰难！希诸位善知识谅解，阿弥陀佛。

莲平上师目前的道院名为治要道院,是台湾宝德大道院的广州分院.地址:广州白云区同和镇永泰新村同泰一街63号403,511440. 广州治要道院是大陆真佛宗的一切重要活动发源地,欢迎各地同门、佛友前来求法、参加共修活动！
真佛密法的密宗法宝仪轨以及真佛经、高王经经本可以凭皈依证索取。皈依帐号同上面法会供养帐号，办理皈依原则上是可以写信过来，信中夹带少许皈依供养，但是由于治要道院地处广州北郊，邮政不太方便，多有误投无法送达道院！但是可以接收到快递件！较为稳妥的办法是从银行汇款到莲平上师帐号，然后发短消息到莲平上师手提电话上面，告知姓名和地址，以及联系电话。

上述信息亦可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莲花英平会为弟子们寄出皈依证书和密宗法宝。需要紫薇大帝安邦解厄真经的弟子，亦请告知所需数量。莲花英平每日为大陆所有结缘弟子在佛前上供，做大礼拜，念诵经咒，祈求紫薇大帝为他们赐福消灾！
 
皈依莲平上师，应奉法持戒，孝顺父母，能够得到虚空之中紫薇大帝传承的护佑！
 
治要道院常年举办放生活动，放生可以增福延寿命，望诸位善知识多加注意！

皈依莲平上师学习新法，是你的前途所在，是中国人民的光明所在！
欢迎前来广州拜见莲平上师，求取真经！

广州小密坛QQ群： 197684809
电子邮箱：yapeepoon@126.com 
联系手提电话：13676279571
微信：a18718878612

简介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在线阅读

论君道P1 论政体 论任贤P10 论求谏P17 论纳谏P20 君臣鉴戒P24 论择官P28 论封建P33 太子诸王定分P37 尊敬师傅P39 教戒太子P42 诸王规谏太子P45 论仁义P51 论忠义P52 论孝友P56 论公平P57 论诚信P65 论俭约P68 论谦让P72 论仁恻P73 论慎所好P74 论慎言语P75 论杜谗邪 P76论悔过P78 论奢纵P79 论贪鄙崇儒学P80 论文史P83 论礼乐P85 论务农P89 论刑法P 论赦令 论贡赋 辨兴亡P97 论征伐P98 论安边P104 论行幸P108 论畋猎P109 论灾祥P111 论慎终P113

卷一·论君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59.aspx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卷一·论政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发现错误，有没有指出纠正？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失误。人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的，追根溯源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对自己护短，不愿听到指出自己的过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里暗自怨恨；有的为了避免和人家搞坏关系，互相顾惜面子，明明知道不属政事的范围，仍马上施行。这种迁就一个官员的私情，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没有主见，而酿成祸乱，人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当时那些人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当面说好话，背后搬弄是非，总认为没有什么；到后来大乱一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身的人，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头仅免一死，还会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一个腔调。”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人感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触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如果就此骄奢放纵，必然弄到衰乱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理当协力同心，发现事情做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讲真心话，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样。这都是由于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自然灭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爱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们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无道，人们就把他废弃而不用。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的方法，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

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卷二·论任贤
　　房玄龄，山东临淄人。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武德初年，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外迂的人也非常多，对此，李世民表示忧虑。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这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杜如晦非常能干，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那么非此人不可。”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说起当时的良相，人们就会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魏徵，钜鹿人，前不久迁居到相州的内黄。武德末年，做太子洗马。当他看到太宗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常劝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把魏徵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大家都替魏徵担惊受怕，魏徵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徵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徵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子，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贞观三年，魏徵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九成宫，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徵，过去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太宗说：“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能够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应无愧色！魏徵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不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徵再拜说：“陛下引导我提意见，我才敢提意见。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触忌讳。”太宗龙心大悦，赏赐每人十五万钱。贞观七年，魏徵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选拔出来，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从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看到黄金埋在矿里，有什么可贵的呢？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黄金，把你当做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辞职呢？”魏徵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坚决要辞职，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任为特进，仍旧管门下省政事。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间极其高兴，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以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徵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庶人承乾在东宫做太子时，不讲品德不干好事，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内外百官对承乾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太宗听到后很厌恶，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今朝臣之中，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徵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贞观十七年，就任命魏徵做太子太师，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徵陈述自己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师傅，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作为太子的辅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魏徵只得就职。不久魏徵得了重病，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徵造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宫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色的垫褥，以顺从他的喜好。过了几天，魏徵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如今魏徵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因而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徵，经常指责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我愿承担责任。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今以后，大家都得竭尽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
　　王珪，太原祁县人。武德年间，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李靖，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为马邑的郡丞。这时，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便装成罪犯，把自己锁进囚车，打算趁押赴江都的机会向隋炀帝告发李渊。走到长安，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李靖只好滞留长安。高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想要杀掉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靖大声叫道：“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扫除暴乱，不想成就大事，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太宗也极力劝阻高祖，加以营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因平定萧铣、辅公祏的功劳，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被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进攻突厥，平定襄城，大破突厥，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在这次战争中，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后来，突利可汗前来投降，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太宗说：“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还免不了投降匈奴，即使这样，也可以名垂青史。你能够凭三千骑兵，深入敌人内部并战胜敌人，平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由于李靖功勋显赫，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从此，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不敢轻举妄动。贞观四年，他们退到西北一带，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全国归降，作为唐的臣民。接到投降的消息，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前往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其实心怀不轨。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抚慰问。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决定将计就计。他对副将张公谨说：“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敌人必然放松警惕，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张公谨不解其意，说：“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征讨恐怕不合适吧。”李靖说道：“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千万不可以失去。”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行到阴山的时候，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十分高兴，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十分隐秘，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敌兵乱作一团，四处溃逃。这次战争，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男女十多万人，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国家。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全部投降。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战后，太宗十分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国君忧虑，大臣就要受到屈辱；国君受到侮辱，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保全。过去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突厥国势强大，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故而向颉利可汗称臣。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为此我励精图治，立志要消灭匈奴。今天，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匈奴单于俯首称臣，我们的羞耻洗雪了。”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不久，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赏赐食禄五百户。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灭了这个国家。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李靖死后，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国内的燕山、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尊他为上宾，设立文馆，文馆中人才济济，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的宗师。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同房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书，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竟没有一点差错。贞观七年，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高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高祖去世之后，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辞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当代名臣、人伦道德的榜样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怎不让我痛惜。”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1.aspx，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内，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往回降唐朝。李仍占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回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假如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很不满意。使者把李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兴奋地说：“徐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进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果断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久又加授李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预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以为李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被俘，又逃回往返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随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往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有次忽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身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东宫时，调任李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往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
　　马周，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京师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要百官上书讲政事得失，马周替常何陈述了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情，让常何上奏朝廷，事事都很合太宗心意。太宗奇怪常何会有这样的才能，便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家里的一位叫马周的宾客代我写的。”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赶到，便派使者催促了四次。到谒见时，太宗同他谈得很高兴，便把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后来升迁到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长于陈奏，对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讲的话都符合实际。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一刻不见面，就很想念他。”贞观十八年，马周一直升迁到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身兼朝廷和东宫的官职。他处理事情公平允当，很受当时人赞誉。后来又兼代吏部尚书职务。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说：“马周看问题敏捷，办事慎重周到。至于评论人物，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数都能合我的心意。他既然竭尽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定要依靠他来共同地把政事办好。”
卷二·论求谏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觐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皇上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断加以改进，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蒙蔽视听。像隋炀帝，他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又拒绝别人的意见，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商代的时候，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孔子还评价他仁义。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杜如晦说：“君主身边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辅佐，虽然自己治国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曾经赞扬过忠臣史鱼，说：‘卫国的大夫史鱼真耿直啊，国家有道义的时候他直言进谏，国家失去道义了，他还以死相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接受忠言，就闭口不提意见呢。他身居要职，却苟且偷生，不肯辞官隐退，这和箕子装疯离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过去晋惠帝的皇后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司空张华非但不据理力争，反而阿谀顺应贾后，苟全性命。直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派使者捉拿张华时，张华说：‘贾后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不想阻止，只是怕贾后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使者说：‘太子没有罪却被废掉，你贵为三公，怎么不站出来说话？即使你的意见不被接受，你又为什么不辞退归隐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他被斩杀，株连三族。古人说得好：‘危难却不扶持，倾倒却不支撑，用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虽然面临危难却依然能坚守节操。身居高位的张华既然不能成全自己的节操，而保全自己的性命，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同样虞世基身为宰相，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的确该死啊！”唐太宗听后很赞同杜如晦的观点，说：“你说得对。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才能够自身平安，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灭亡的吗？如果国君行为不当，臣下又不尽职，只知道阿谀奉承，苟全性命，凡事只知道说好，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谀，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尽职守，戮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业。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地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我们君臣之间切不可因为开诚布公，指出彼此的过错而相互误会和怨恨。”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或发怒。高兴的时候就胡乱赏赐，功过不分；发怒时就任意杀戮，是非不明。天下大乱，一般都是因为肆意妄为造成的。因此我非常警觉，无论白天黑夜，无不铭刻在心，希望各位大臣永远都能够对我的缺点大胆地提出批评。同时，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切不可因为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致就不承认、不采纳。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别人的批评，那他又怎么能去批评别人呢？”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见时对他们说：“我曾把从古以来臣子尽忠的事迹一一看过，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够诚心规谏，但如像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处境，就不免身遭杀戮株连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难。我又听说龙可以驯养得听话，但喉下有逆鳞。你们就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常能这样，我难道还怕宗庙社稷会倾覆！每想到你们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怀，所以设宴共享欢乐。”还给每人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书唐太宗，指出他治理国家的功劳与过失。太宗写了一道诏书送给他说：“你所呈上的意见极其珍贵，里面的言辞和道理都值得称道，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的箭曾射中齐桓公；晋国蒲城的争斗，勃鞮曾用剑斩断晋文公的衣袖。但齐桓公重用管仲，没有猜疑；晋文公对待勃鞮仍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臣子心怀坦诚，为他们的君主效劳。你的忠诚，从行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能一直像这样实事求是，刚正不阿，那么你的好名声就可以永远保全了。如果你在这方面懈怠了，那将是多么可惜呀。我希望你能自始至终地做后人的表率。这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今天所发生的事，就像今天的人看古代所发生的事一样，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过去没有听说过我所犯下了哪些过错，也没看见我所做过的一切事中存在哪些缺陷，这些功绩都是依靠你们这些忠信、诚实的人的结果。你们不断地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用来告诫提醒我，丰富我治国的思想，如果仅仅依靠我个人的能力，哪里值得一提呢！”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当无事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对上不能使上天称心如意，对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诚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的视听能和外边相通，使下面没有积怨。此外近来见到来奏事的人，常显得心怀恐惧，连讲话也变得语无伦次。平时奏事，情况尚且如此，何况要折面谏诤，必然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见怪。假如立刻发怒斥责，恐怕人人心怀恐惧，岂敢再说话！”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徵：“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徵回答说：“陛下虚心纳谏，本来应当有话说。然而古人说过：‘不被信任的人劝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劝谏，就叫做尸禄。’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沉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这些现象确实像你所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竭尽忠诚，竭尽忠诚实在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要拜谢，岂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实在困难。这像会写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夸自己有本领，别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来评量指责，杂乱无章的文辞和拙劣的技艺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说来，君主须有匡救谏诤的臣子，来指出过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若单靠一个人来了解判断，即使再辛苦劳累，怎能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尽善尽美呢？我常想念魏徵遇到问题时随事谏诤匡正，多次切中我的过失，这好像用明镜来照形体，美与丑都会显现出来。”因而举起杯子给房玄龄等几位敬酒，勉励他们也应这样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从前虞舜制作漆器，夏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的有十多人。饮食器皿一类的小事，何必苦谏？”褚遂良回答说：“从事精雕细琢会妨害农耕，编织五颜六色的彩带会妨碍妇女的正常事务。首创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开端。有了漆器不满足，必然要用黄金来做。有了金器还不满足，必然要用玉石来做。所以谏诤之臣必须在事情的开端就进谏，等到已做完再劝谏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说：“你讲得很对，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当，不论是在刚开始，或者是将做完，都应当及时进谏。近来我翻阅前朝史书的记载，有时臣下进谏，君主就回答说‘已经做了’，或者说‘已经同意做了’，终究不肯停止改正。这样下去危亡的灾祸在一反手之间就会到来。”
卷二·论纳谏
　　贞观初年，唐太宗与黄门侍郎王珪在宴会上交谈，当时有个美人在旁边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事后，被籍没入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荒淫无道，杀害了她原先的丈夫而把她占为己有。暴虐到极点，怎会不灭亡呢？”王离座说：“陛下认为庐江王夺取她是对了呢，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夺取其妻的道理，你却问我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王回答说：“我见到《管子》书里说：齐桓公到了郭国，问那里的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因为郭君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齐桓公说：‘照你所说，他是个贤君啊，怎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摒弃，所以灭亡。’如今这个妇人还在陛下左右，所以我猜测陛下的心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认为不对，那就是所谓知道邪恶而不能摒弃了。”太宗听罢大为欣喜，夸他讲得好极了，马上命令把这个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建乾元殿，以供天子巡游四方的时候下榻居住。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说：
　　陛下您智虑周全，可谓无所不及。您下令要做的事，有哪一件不成功呢？您立志想要得到的东西，有哪一件不是依从你的意思去办呢？我认为秦始皇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一直想倚仗灭掉周室的余威，凭借平定六国的气势，将基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可是到了他儿子掌权的时候国家就灭亡了，我们认真分析它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父子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贪欲，违背上天的旨意，残害百姓等因素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统治天下不能仅仅凭借武力，一味信奉神灵也不能保障他的江山固若金汤。只有大力提倡节俭，减轻赋税，自始至终兢兢业业，才可以永保江山安泰。
　　我们刚刚统一了天下，还没有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民生凋敝。这个时候应该提倡节俭，以礼治国，陛下您更应该以身作则。东都洛阳没有行宫，就下令修缮，各位大臣出京镇守边关，也都需要修建官邸，工事太多，恐怕会劳民伤财，这是第一点不可修建的原因。陛下你当初平定东都洛阳，看见那些豪华奢侈的宫殿，下令全部拆毁，此举让天下人惊叹佩服。岂有开始憎恶隋代的奢华，现在又步其后尘的道理呢？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二。一听到下面有呈报，就去巡视，然而事情并不紧急，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消耗国家的财产。现在国家建立不久，国库还不充盈，哪用得着修建两个都城？老百姓的劳役过重，就会产生怨恨，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三。如今百姓遭受天下大乱之后，生活非常贫困。老天有眼，让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点好转，但是仍然存在忍饥挨饿的生计之忧，这种情况三五年之内也不可能解除。如果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营建东都，岂不是勉为其难，这是陛下不可为的理由之四。汉代的时候，汉高祖刘邦要在洛阳建都，大臣娄敬进言说这样做不可行，他劝说汉高祖在秦朝的故都建都，汉高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当日就往西行，定都长安。现在只希望陛下你体察百姓之苦，革除日渐沦丧的世俗风气。你治理国家的时间还很短，国家的各种社会风气还不淳厚，凡事都应该三思而后行，现在怎么可以在洛阳大兴土木，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这是陛下你不应做的第五个原因。
　　我曾经看到隋朝建造这座宫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极其讲究。宫殿所用的木材都不是附近产的，大多都是从遥远的豫章郡运来的。一根柱子就要用两千人来拉，下边滑动用的轮子必须用生铁铸成，中间如果用木头做轮子，一滑动起来就会起火。粗略算来，一根柱子的运送就要耗费数十万两银子，而其他的费用更是难以估量。我听说一座阿房宫建成了，就使得秦国人心离散；章华宫修成了，就造成楚国民心散乱；乾元宫修完了，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况且凭借国家目前的政治状况，比起隋朝来说又如何呢？国家从萧条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再役使苦难的百姓，劳民伤财，就会重蹈历代王朝灭亡的覆辙，步其后尘，从这点来说，我们恐怕比隋炀帝还要昏庸啊。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不要让我们的行为被后人所耻笑，那便是国家的大幸了。

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认为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跟桀、纣相比呢？”玄素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修好了，可以说与他们殊途同归，没什么两样。”太宗猛然醒悟，叹息着说：“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所以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房玄龄说道：“看看玄素的奏表，洛阳的宫殿实在不应该修建，以后做事必须按事理行事，即使露天休息又如何呢？凡是因此产生的赋役，都应该马上停止。要地位低的人干预地位高的人，历来都不容易做到。要不是玄素忠心正直，心地无私，又怎能做得到呢？一般人唯唯诺诺，哪里抵得上一个人惊世骇俗的言论对人的启发大呢？我要赏赐玄素绢二百匹。”针对这件事，魏徵感叹地说：“张公的话真有力量呀，可谓是仁义之人，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国家百姓的好处真是不可限量呀！”
　　唐太宗有一匹好马，特别喜爱它，常在宫里饲养，有一天这匹马没有生病却突然死掉了。太宗对养马的宫人很生气，要杀掉他。长孙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请求数说养马人的罪状：‘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杀人，百姓知道了，必定怨恨我们国君，这是你第二条罪。诸侯知道了，必定轻视我们齐国，这是你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读书读到过这件事情，难道忘记了吗？”太宗听了这话才平下气来。他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很多事情上启发帮助我，对我很有好处。”
　　贞观七年，太宗要巡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道：“陛下身处高位，如果要以救济天下百姓为己任，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百姓的需要，而不能要求天下人都来顺从你一个人的需要。然而，整日想远离皇宫到处游玩，这是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经常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这些明君所为。”话语间，言辞诚恳激切。太宗开导他说：“我患有与气候相关的毛病，天气热了，病痛就要加剧。所以并不是我的本性喜欢到处巡游，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因此赏赐给姚恩廉五十匹丝帛。
　　贞观三年，李大亮担任凉州都督，有一位台使来到凉州，看见此地有一种很稀有名贵的大鹰，台使就叫李大亮把鹰进献给唐太宗。李大亮私下上疏给唐太宗：“陛下下令禁止打猎，现在却派使者前来索要大鹰。如果这是陛下的意思，那就是陛下违背了过去的圣旨；如果是台使擅自主张，那他就是一个冒名的使者。”唐太宗看完李大亮的奏折，回复道：“你既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又对国家忠肝义胆，所以派你镇守边关，委以重任。你这些年为国尽职尽忠，在边关声名远扬。我派使者来索要大鹰，你并不是趋炎附势地迎合我的旨意，而是借古鉴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还进献忠言，可谓披肝沥胆，诚愚之至。任何赞许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有你这样的臣子，我还担忧什么呢？希望你能够保持这份赤诚之心，始终如一。《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3.aspx经》上有句话叫：‘尽忠职守，忠诚正直。神灵得知，赐予洪福。’古人也说过这么有分量的话，它的价值胜过千两黄金。你的一番话，真是可贵呀。现在我赐给你金壶瓶、金碗各一只，虽然不是价值千金，但这是我平时自己所用的东西。你性情方正平直，一心为公，我委托的事情你还上疏进行核实。你在处理公务之余，可以看一看古代的典籍。我再赐给你一部荀悦写的《汉纪》，这本书叙述简要，议论深刻，对如何治国、如何尽到君臣的职责说得非常透彻，现在我把它赐给你，希望你回去认真地阅读。”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唐太宗，太宗认为这是毁谤。侍中魏徵进言道：“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希望陛下仔细详察我的话对不对。”太宗说：“只有你能讲这样中肯的话。”于是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太宗又令人携带大量金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派遣的使者是以封立可汗为名义的，可汗尚未封立，就到各国去买马。突厥人一定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买马，而不是专程去封立可汗。这样，可汗虽然被封立了，他也不会对陛下感恩；立不成的话，就会产生很深的怨恨。西域各国听说这件事，也会看不起中国。只要能使西域各国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用不着去买，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巡幸时每天行进三十里，打仗时每天行进五十里，仪仗走在我的前面，副车跟在我的后面，我单独骑一匹千里马，能走到哪里去呢？’于是给了献马人一些路费，让他回去了。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让千里马拉装载战鼓的车，宝剑赐给手下的骑士。今天陛下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怎么在这件事情上的见识，还不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呢？魏文帝曾打算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劝谏说：‘如果陛下的恩惠遍布四海，这些东西不用追求，自然会到来。能买得到的东西，就不足珍贵了。’陛下纵使不仰慕汉文帝的崇高德行，难道也不畏惧苏则的正直议论吗？”于是，太宗立即下令停止买马。
　　贞观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书评论朝政得失。太宗特意赐给他钟乳石剂，对他说：“你向我进献药石一样的谏言，所以我也拿药石来报答你。”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帝王，多是顺从而不违背，用甜言美语来讨人欢心。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不准隐讳，要一一说出我的过失来。”长孙无忌、唐俭等人都说：“陛下圣德教化，导致天下太平，据我们看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黄门侍郎刘洎对答说：“陛下拨乱创业，确实功高万古，如无忌等人所说。但不久前有人上书，遇到言辞内容不合陛下心意的，有时就当面追根盘问，弄得上书言事的人无不羞惭而退。这恐怕不是在奖励进言者吧。”太宗说：“这话讲对了，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改正错误。”
　　太宗对苑西监穆裕大为恼火，下令将他在朝堂上斩首。当时高宗为皇太子，不惜冒犯太宗，前去求情，太宗的怒气才消退。司徒长孙无忌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总是找适当的机会说，今天陛下大发天威，太子却能犯颜进谏，这是古今没有的。”太宗说：“人在一起相处，自然会相互染上一种习气。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虚心接纳正直的意见，就有魏徵不分早晚随时进谏。自从魏徵死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继续进谏。皇太子小时候在我面前，常见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因此养成喜欢纳谏、进谏的习性，所以才有今天的进谏。”
卷三·君臣鉴戒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徵对答说：“我过去在隋朝，曾听说有盗窃案发生，炀帝派於士澄追捕。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苦苦拷打，被迫含冤承认自己是盗贼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试查有关案件的文书，竟有六七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原先就关押在别的地方，盗案发生后才放出来，可也被审问拷打，受不了痛苦，自己屈认行盗。张元济因此再进行推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当时行踪不清楚。官吏中有熟悉这些人的，证明九个人里有四个不是盗贼。有关部门因为炀帝已下令斩决，就不把真相上奏，结果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太宗说：“这不仅是隋炀帝暴虐无道，臣下们也不尽心办事。他们应当匡正谏诤，不怕有杀身之祸，怎能一味谄媚奉迎，不讲原则地去讨皇上的欢心和称誉。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失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就能使监狱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与秦朝刚得到天下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周朝推行仁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基业保持八百年。而秦朝恣意妄为，骄奢淫逸，所以只经历了两代帝王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可以延长福祚，作恶可使国运衰败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但是凡夫俗子都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却以他们的言行为荣耀。这也是帝王应该感到羞惭的。我时常用这些事对照自己的行为，并经常告诫自己，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被人耻笑。”魏徵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人很健忘，他换了住宅就把自己的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他们就非常健忘，连自己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在两仪殿招待各位大臣。席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丧失作为臣子的礼节，怎么会遭到灭亡呢？我每次平定了一个地方，都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切莫骄奢淫逸，应该把接纳忠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治理国家就要任用贤良正直的人，罢免奸邪谄媚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谣言，以免误解了正人君子。无论做什么都要谨慎，国家就可望得到太平。”魏徵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能够有所警戒，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意见。天下太平之后，他们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厌恶逆耳的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想废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张良说：‘这件事不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之后，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况且陛下目前功德这样卓越，汉高祖还不足以与您相提并论。陛下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播，现在又平定了高昌，还能够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真是国家的大幸。过去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个人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的国家能够长寿吗？’鲍叔牙举起酒杯站立着说：‘愿主公不忘过去逃亡在莒时的情形，管仲不忘在鲁国被囚禁的情形，宁戚不忘当年在车下喂牛时的情形。’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我和管仲、宁戚如果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唐太宗听了，感激地对魏徵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为臣听说国君就像是一个人的脑袋，大臣就像是一个人的四肢，只有同心协力地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人的整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脑袋虽然高贵重要，但必须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国君虽然英明，但必须依靠大臣的辅佐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礼记》上说：“百姓把国君看成是自己的心，国君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体，内心端正，身体才会舒畅健康，内心肃穆，面容才会恭敬。《书经》上说：“国君英明！大臣贤良！百姓安康！”又说：“国君无能，大臣懒惰，万事不成！”所以，国君抛开大臣而独断专行地把国家治理得很有条理，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君臣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就像把石头投进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而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时刻都在发生。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天下人才发挥各自的才能，国君在内尽心尽力，大臣在外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就像汤中的盐和梅，坚固得就像金石一样。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靠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游凤凰台时，系袜的带子开了，他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便自己把袜带系好了。难道周文王的朝臣全都贤良，而今天的圣明时代倒没有君子吗？只不过是了解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韩信是从项羽手下逃亡的大将。商汤给伊尹以礼遇，在伊尹的帮助下，成就了帝业；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功。如果夏桀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还有微子，他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位良臣，为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的仁德，没有人不赞成。《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被放逐的朝臣，仍为原来的君主服丧，古来有这种情况吗？’子思说：‘古代的君主，用人时以礼相待，辞退时也以礼相待，所以量不在朝，仍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然而现在的君主，用人时恨不得搂在怀里，辞退时恨不能推下深渊。不兴兵讨伐他就不错了，还谈得上什么服丧之礼？’”齐景公问晏子：“忠臣是如何对待君主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晋爵，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为谁而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妄死；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我也死了。’那人又问：‘送别了吗？’晏子说：‘是我的罪吗？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如果君主是为了自己死的，不是他的亲戚，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开门而入，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过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做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陌路人；君主把臣子看做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
　　我私下观察在朝身任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他们都建功立业，功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责任非常重大。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国君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4.aspx经》上说：“国君如果发起怒来，作乱者就会很快收敛。”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所以，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虑呢？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往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做上大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为高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君。这难道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犯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间受恩深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
参考资料：
卷三·论择官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5.aspx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深宫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徵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恐怕与此有关。”于是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右丞的人选应当特别精心挑选，上疏说：“臣知道尚书省日理万机，是施政的中枢，这里人员的选用任命，确实很不简单。所以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锁管车辖，这些官员以及下至曹郎，也与上天的星宿相应，如果不能称职，占了位置会引起讥评。我看到近来尚书省承受诏敕后搁下来不迅速执行，文书案卷堆积不及时处理，我虽庸劣无能，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由来。在贞观初年，没有任命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当时尚书省里公务繁杂，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办事熟练，公平正直，事情有问题就予以指责，从不回避。陛下对他们又信任爱护，自然能整肃纲纪。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都是由于勋旧亲戚占据了位置，既无才能胜任，又凭功勋倚仗势力互相倾轧。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办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会先因畏惧争吵毁谤而退缩。所以一般事务都由郎中定夺，遇到难事就都向上面请示；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些纠察弹劾的案件应该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虽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盘问下属。公文发出去没期限，回复来迟了也不指责，事情一经交办，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考虑是否和实情相符，有的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办案的部门只求办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书把逢迎谄媚作为奉公守法，不管对错，互相姑息，有了问题但求掩盖。而且官职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没有才能就不应举荐，官是代上天办事，怎能随便叫人来做？至于亲戚元勋，只能给他们优厚的礼遇，他们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当前既已做不出贡献，就应让他们休息去安度晚年。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进用贤能的途径，这是极不恰当的。为纠正这类弊端，应先精心挑选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称职的人，自然纲纪确立，还能纠正那种奔走争官做的歪风，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刘洎做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然又复归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要想使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这样下去是永远得不到贤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这样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亲。父亲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国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无忧无患，那就要忠臣辅佐。贤臣在朝就会政绩卓越，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会聚于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传扬。难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当今唯独没有吗？这只是在于国君求与不求、喜好与不喜好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如果君主用道义引导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导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们像孝子曾参、子骞那样加以重用；如果导之以忠，就可以把他们当做龙逢和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导之以信，就可使他们像尾生、展禽一样；导之以廉，就可以使他们像伯夷、叔齐一样。
　　然而今天的群臣，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他们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身富则看其养育的人，闲居时看其所好，学习时看其言语，穷困时看其气节，卑贱时看其德行。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也会振奋，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勉，他们也会自己努力。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说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说的‘六邪’。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时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绳墨一拉，曲直就显示出来了；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说他们奸诈。”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以法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这样，是与非互相矛盾，好与恶相互攻击。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上身。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恶。既然这样，我们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实现呢？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被一己私欲驱使、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也是于事无补的。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卷三·论封建
　　贞观元年，唐太宗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官品都列为一等，享受一千三百户的俸禄。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道：“在太原初举义旗时，我便带兵首先赶来响应，现在房玄龄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却功居第一等，我私下不服。”太宗说：“国家大事，只在赏罚。所赏的人和他的功劳相当，无功的人自然退避不争；所罚的人和他的恶行相当，做坏事时人们才会感到畏惧。可知赏罚不能轻率施行。如今论功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抚社稷的功勋，就像汉代的萧何一样，虽没有汗马战功，但能制定策略、推荐贤能，所以应该功居第一。叔父是国家至亲，要封赏我当然无所吝惜，但不能因为亲私关系就随意与功勋大臣同样封赏！”因此功臣们相互之间说：“陛下秉公封赏，不偏袒亲眷，我们怎么可以胡乱申诉猜疑呢？”当初，高祖把同宗子弟和三代之内的旁系弟侄分封为王的有几十人。太宗对臣下们说：“从两汉以来，只封子和兄弟，宗室中疏远的，除非有大功如汉代的刘贾、刘泽那样，否则一律不得受封。如果所有的宗室都封王，就会劳苦万民。”于是把郡王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都降封为县公。
　　贞观十一年，太宗认为周朝实行分封诸侯的制度，执掌江山八百余年，秦朝废除了分封制度，只经历了两代就灭亡了。汉代吕后想篡夺汉室天下，最后靠刘姓宗室的力量获得安定。分封子弟的方法应该是子孙保全江山的最好办法。于是定下制度，分封子弟荆王元景、吴王恪等二十一人为都督，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十四人为刺史，并且世袭爵位。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书表示反对说：
　　我听说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是历代帝王的一贯做法。尊重皇上使他高枕无忧，这是人之常情。考虑安定国家的方策，以开辟未来大业，这是所有帝王万古不变的想法。然而，王朝的命运有长有短，国家有治有乱，认真考察历代的典籍，对这个问题讲述得很详细。人们都说周朝的统治超过了其命数，秦的统治还没达到其应该享有的期限，国家存亡的原因，是由于是否分封诸侯。周朝借鉴夏殷统治长久的经验，遵循前代的统治经验，实行皇帝与诸侯并存的制度，加强统治力量，注意保全根本，即使王道废弛，可是各个朝代统治祭祀却没有断绝。秦朝违背先王的遗训，舍弃先王的统治方法；倚仗华山一带地形险要，废除诸侯，只设置郡守。结果子孙没有一寸土地的封邑，百姓很难与之共处，所以陈涉揭竿起义，秦朝就迅速灭亡了。
　　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天下，没有哪一个不是受命于天的。建邦立国是天命转移的缘故，心忧百姓是有道明君的高贵品德。即使资质像曹操这样的养子，身份像汉高祖那样的役徒，他们也不是有意夺取天下，即使想逃脱也逃脱不掉的。相反，如果是百姓民心不归，精华已尽，像尧、舜这样的皇帝，像放勋、重华这样的德行，他们也守不住基业，不能永保国家兴隆。从这里可以看出，国统的长短，在于天时，政治的兴衰，在于人事。周代的统治卜算起来，已经历三十余代七百多年。虽然历经浮沉兴衰，但周代开国的宏大气象还存在，这些通过卜筮所展示的祥瑞的法果，早已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祸患，那是由于国运渐衰，灭亡的日子将至的缘故，与当时的分封没有太大关系。暴秦的运数，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年，是受命于天的君主，他的才德与禹、汤相去甚远，后来的继承者，才能也远远比不上启、诵。即使有李斯、王绾等功臣，将闾、子婴诸子弟广受封土，列为诸侯，又怎能抗拒汉朝的兴起，阻止汉高祖称帝呢？

　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其本身的原因，而写书的人大多墨守成规，分辨不出古今的差别，弄不明白时代风气虚伪与淳厚的区别。想在众多朝代之后，实行夏、商、周三代的办法，将天下五服之内的国土全部分封给诸侯，千里王畿也都分给卿大夫做采地。这是要在虞舜、夏禹的时代实行上古结绳记事的古老方法，在汉魏时代推行远古象刑法典，这样的做法，必定造成纪纲松弛、社会混乱。刻舟求剑是行不通的，胶柱鼓瑟更是弹不出乐章。大家只知道楚庄王问鼎的蛮横和晋文公想得到王者葬礼的野心，惧怕霸王的军队，秦王子婴白马素车投降汉高祖时，没有诸侯出来援助。未能从望夷宫秦二世被弑事件中有所领悟：像夏朝后羿推翻太康、寒浞杀害后羿所带来的灾难，更是不堪回首；魏朝的高贵乡公遭遇的杀身之祸，与周幽王被申侯与缯勾结犬戎所杀那样悲惨的遭遇，是谁也不愿碰上的。这都是帝王自己昏乱，自己把自己由太平引向覆亡，与郡县制与分封制都没有关系。皇室一旦建立，几代之后，逐渐衰微，原来作为屏障的诸侯，都变成仇敌，以至于各诸侯家庭传统不一样，国家政治各自不同，以强凌弱，以众侵寡，彼此互相攻城夺地，干戈相见。狐骀之战使邾国妇女全部用麻束发送葬；崤陵之战，秦军全军覆没，连一只车轮也未能返回秦国。这里只略举数例，其余的不可胜数。陆士衡却一本正经地写道：“继位的国君虽然抛弃九鼎而出逃，凶恶的外族占据了京城，但天下却太平无事，终究会扭转乾坤，化乱世为太平。”这话真是荒谬透顶。实行郡县制，设官分职，任用贤能，用贤良的人才，担负起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分别担任刺史、太守。哪个朝代没有贤良的人才？任用这些贤才做官，就会使土地呈现祥瑞、上天赐予宝物，百姓就会称颂国君为人民的父母，把朝廷奉为神明。而曹元首却说什么：“与人（指诸侯）能共享其乐的，人必为他（指君主）分忧；与人能共享安逸的，人必能为他解难。”怎能说分封诸侯就能共同承担安危，而任命刺史、县官，他们就不能与国君同忧共乐？这是何等荒谬啊！
　　被封的皇亲国戚，无不凭借门第，忘掉祖先创业的艰辛，自以为生下来就应享荣华富贵，一代比一代更骄奢淫逸。他们修筑别馆，驱使民力为其效劳，召诸侯共同玩乐。夏朝大臣陈灵违背君臣之礼，和臣下一起侮辱皇子徵舒。卫宣公违背父子之道，纳子之妻，最终将两个儿子杀死，还说自己想使国家安定，难道就这个样子吗？朝廷百官，都是经过选拔的，他们的政绩，应该通过审核才能决定。那么人们的进取之心就会日益迫切，并经常自我激励，有的计日受俸，其余分文不取；有的只身赴任，不带妻儿。有的因为珍惜柴薪，索性就吃干饭；有的感激朝廷的信任，只饮当地之水。羊续官为南阳太守，却布衣裹身，范丹身为莱芜县令却家贫如洗。如果说做官都是为了贪图利禄，为什么他们就这样清廉呢？总而言之，只要爵位俸禄不是世袭，任用贤才的路子就会很宽广；百姓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君，他们就人心惶惶。这个道理是聪明的人和愚昧的人都懂得的，怎么会迷惑不解呢？至于像灭国弑君、败坏纲纪一类的事，在春秋二百年间从来就没有断过。到睢水祭祀，就杀掉小国国君做祭品；鲁国无道，庄公夫人姜氏私自与齐侯幽会。纵然是西汉哀帝、平帝年间，东汉桓帝、灵帝之时，也不至于荒淫无道到这种程度。为政的道理可以用这句话加以概括。
　　陛下手握纲纪、掌管天下，开创帝业，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之中，扫除邪气凶灾于四海之内。开创大业，传承子孙，媲美天地以立德；发布号召，施行政令，言行顺应万物之理。圣心独察，永远缅怀古代先贤。如今将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分封子弟、封赏诸侯。我认为自从汉、魏以来，流弊未歇，从尧、舜时代以后，至公之道就已经背离很远了。晋代失去权柄，国家分崩离析，后魏趁机兴起，致使华夏民族与异族杂居。纵然南北分治，相隔遥远，文人还在学习经国之术，武将仍是壮心不已，这些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阶梯，滋长了虚假不淳朴的风气。隋文帝是后周外戚，他驾驭群英，玩弄权术，篡周自立，坐享其成，不是打来的天下。他的统治持续了二纪，百姓没有感受到他的恩德。等到隋炀帝即位，世道败坏、道德沦丧，当时的人物，几乎全都被摧毁。虽然陛下用自己天赋的神勇，平定了四方祸乱，然而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百姓的疲弊也尚未安宁。
　　自从陛下顺应太上皇的旨意，继承大统，将全部精力用于治理国家，统观前代君王的经验得失。虽然您的至善之道难以名状，但就某些方面的具体表现来说，也可以粗略地陈述出梗概。陛下爱敬敦厚，对待父母操劳侍奉不知疲倦，这是大舜一样的孝道。陛下亲自进宫询问太上皇起居，亲自为太上皇品尝饭菜，这是周文王的德行。陛下每有官司，必定亲自审查，以免产生冤情。用断趾的刑法代替斩刑，可见陛下的恻隐之心，这是大禹见罪人而流泪的襟怀。陛下表情庄重、言行率直，虚怀若谷、肯于纳谏，对鄙俗之言不怠慢，对山野之人不忽视，像帝尧一样乐于接受意见。陛下推崇教化，鼓励求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并将大儒任命为卿相，像圣人一样地循循善诱。由于夏天宫中湿热，不利于食宿，臣子们请陛下换个宽敞明亮的地方居住，陛下却害怕浪费钱财，违背了臣民的心愿，不顾及自身的寒暑，安于简陋的居所。最近几年又遇霜灾歉收，饥荒四起，仓库空虚。陛下怜惜百姓，开粮仓拯济灾民，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流离失所，而您自己却只吃粗淡的饮食，停止钟鼓之乐不听，时刻想着百姓疾苦，容貌日渐消瘦。吉时周公因为远方有人前来朝贡而欣喜，夏禹也因为四方安定而感到自豪。陛下即位后，四方少数民族纷纷臣服，万里迢迢归顺仁德之君，但陛下依然谨慎小心，没有驱使百姓开拓疆土。陛下心怀贤德，不图千古英名，只求为百姓赢得安宁的生活。陛下因为天下的忧患劳苦而心急如焚，而杜绝自身的巡行玩乐。每次上朝听政，听取接纳百官的诤谏却毫无倦意，智慧遍及万物，道义惠及天下。罢朝之后，还要与亲近的大臣讨论政教得失，言谈出于肺腑，只涉及政事，其余一概不谈。午后太阳偏西，必定下令才学之士进宫，赐予闲职，与其畅谈典籍，或作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6.aspx谈玄，以至深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这四个方面，您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圣贤，当居首位了。弘扬这样的风气教化，昭示四方百姓，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换天地。而现在淳朴的德行之所以没有推行开来，浮夸诡诈的风气之所以没有去除，是因为积习太久，难以一下子改变的缘故。请耐心等待移风易俗，质朴取代浮华，刑法不再使用、教化大行天下，登上泰山、举行封禅的大典进行完毕，然后再去制定划分疆域、治理天下的制度，讨论诸侯土地的分封问题，也为时不晚。《周易》有言：“天地浩大，充满了四季更替变化的规律，更何况人事呢？”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中书舍人马周又上疏说：
　　我见陛下下诏让王公贵族和有功的大臣都做镇藩统帅，并且可以传位给子孙，使他们世袭刺史的职位，没有大的变故，不被罢免。我认为陛下分封皇族，是爱护重视他们，让他们的王位得到世袭，与大唐的政权一样万寿无疆。（但这样很不妥，）为什么呢？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王，尚且有丹朱、商均这样无能的儿子，更何况普通的君王呢？还要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待他们，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失误。如果后辈继承父业，万一骄奢放纵，那么不仅百姓遭殃，也会连累国家。如果取消他的封国，而其先祖的功业还在；如果保留他的封国，而他本人已经罪恶昭彰。与其像这样危害百姓，还不如割爱一个已故的功臣，这才是明智的做法。如此一来，过去的所谓爱重，恰恰成了伤害。所以，我认为应该对宗亲和功臣只分封土地、犒赏封邑就足够了；确实有才能的，就根据其特长授予官职，那么就算其能力不强也可以免除过失。过去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官职，所以忠臣得以保全名节性命，实在是因为方法得当。望陛下深思，使宗亲和功臣能够蒙受大恩，同时使其后代也能终生享受福禄。
　　太宗皇帝非常赞许并接纳了这些意见，于是下令废除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
卷四·太子诸王定分

　　贞观七年，唐太宗封吴王李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父子之间，哪有不想经常团聚在一起的呢？但家事国事有所不同，必须让他们出去担当重任，作为国家的屏障。并且要让他们及早明白自己的职责，断绝他们对太子位置的野心。这样，我死了之后，也能让他们兄弟之间没有危亡的祸患。”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汉、晋以来，所分封的诸王都因为所给的权势不合适，没有预先定好各自的地位，才会有灭亡的灾祸。君主大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但沉溺于私爱，因而没有借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的教训。现在诸王当中，有的过于受宠，我担心的不仅是他们倚仗宠爱而骄奢自大。从前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到文帝曹丕即位后，对陈思王监视禁闭，把他当成监狱里的囚犯，这是由于先皇加恩太多，继位的君主加倍提防他的缘故。这说明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反而害了他啊！而且皇帝的儿子何愁不富贵，身封大国，食邑户数不少，衣食无愁，还需要什么呢？而且陛下每年还另外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全无规定限制。俗话说：‘穷了不用学节俭，富了不用学奢侈。’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如今陛下创业的目的，难道仅仅是处理安置现在的子弟吗？陛下现在应该制定长远的规章，让万世遵照执行。”疏奏呈上后，太宗相当赞赏，于是赏赐马周绢帛百段。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因为每天供给魏王府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太子，于是向唐太宗进谏说：“古代圣人制定的礼义，是尊重嫡子，不重旁支的。作为太子，地位极其尊贵，日用的东西与钱财货物不加限制，跟君主没有什么两样。庶子地位低下，不得与太子一样享受同样多的俸禄，这也是用来防止嫌疑，以便根除祸乱的根源。可是古代的圣王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然后才制定国家法律。他们知道有国家，必然有亲疏贵贱，虽然一般人的子女也值得疼爱，但不得超过尊贵的太子，这种法体必须尊崇。如果不能确立各人的名分，就会造成应当亲近的人却被疏远，应当尊敬的人却被冷落的局面。这样，谄媚取巧之徒就会乘机兴风作浪，以个人恩怨危害国家，捕风捉影。臣希望陛下为国家制定明确的法令，颁布执行，让您的功勋流传千代，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陛下日理万机，或许还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完美。我的职责是指正您的过失，不容许有沉默不言的时候。我发觉供奉给太子的东西比魏王还少，朝廷上下听说了这件事后，都觉得做得不妥。《左传》上说：“我听说爱孩子要用礼义来教导他。‘忠、孝、恭、俭’，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过去汉代窦太后和汉景帝不知道‘义’中所蕴涵的道理，于是娇宠梁孝王，封给他四十余座城池，封地达到方圆三百余里。梁孝王骄纵奢侈，大肆修建宫室，他的宫室四处可见，所费钱财更是数以万计，他出入都城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谁知他遇上不得意的事情，竟然发病而死。宣帝也娇惯淮阳王，差点造成汉的败落，最后仰赖退让之臣的辅佐，才获得幸免。何况魏王年龄还小，涉世未深，我希望皇上经常用礼义加以训导，选择良师教他兴亡成败的道理，既接受礼义方面的教导，又接受文学方面的熏陶。这样既通过忠孝进行教育，又用道德礼义加以约束，必然能使他成为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的教化方法。”太宗听了他的话，十分赞许。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当今国家哪些事情最为迫切？请你们每个人对我说说。”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说：“使百姓得到休养。”黄门侍郎刘洎说：“安抚边境的少数民族。”中书侍郎岑文本说：“《论语》上说：‘用德来感化他们，用礼来规范他们。’从这方面来说，礼义最为紧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不久整个中国都会慑服于陛下的恩威，一个个循规蹈矩，不敢胡作非为。但太子、诸王，都必须有各自的名分，陛下应该制定一个法令，留给子孙万代，这是当今最为紧迫的。”太宗说：“这话说得对。我快五十岁了，已经感觉精力不足，身体日渐衰老。将我的长子立为东宫太子，另外我的弟兄和儿子将近四十人，我常常为此担忧。但自古以来，无论亲疏都没有好的办法。你们得为我寻访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太子，还有各个皇子，也都需要正直之士来辅佐。不过侍奉诸王的官员，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一久就会加深情感。王室祸乱，大多因此而产生。所以，诸王府的官员，不要让他们的任期超过四年。”
卷四·尊敬师傅

　　贞观三年，太子少师李纲患有脚痛的疾病，不能穿鞋走路。于是唐太宗赏赐给他一辆代替步行的“车子”，并命令侍卫抬他进入东宫，还下诏命令皇太子亲自迎接他上殿，亲自行礼作揖，以示对他的敬重。李纲为太子讲述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还有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礼节，道理明畅，言语直白，让听者不知疲倦。太子曾经与李纲商讨自古以来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以及效忠尽节之事，李纲正气凛然地说：“受托于先王，身负辅佐储君的使命，古人认为这件事十分困难，臣却以为十分容易。”每当论起此事，李纲一脸正气，言语激昂，透露出一种刚正坚定的志向，太子每次都为之肃然起敬。
　　贞观六年，唐太宗下诏说：“我近来研读经典，知道古代英明的帝王，圣贤的君子都不能没有师傅。前时进上待批的诏令未设三师之位，我认为这样不好，为什么呢？昔日，黄帝向大颠求教，颛顼向录图问学，尧以尹寿为师，此外，舜向成昭学习，禹在西王国求学，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明的君王，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名师的点化，他们的功绩就不能广布天下，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名垂史册。何况我在百王之后统领天下，才智与圣人有所差别，要是没有师傅，怎么能够君临天下呢？《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8.aspx经》上不是说：‘要想不犯错误不忘教训，都必须从旧的规章制度入手。’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时治国的道理。像现在这样没有名师的教导就能统领天下，获得太平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啊。应马上发布命令，设立三师的职位。”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等智能的圣人，当然不会沾染恶习，但中等智能的人不稳定，他们的性情会随着教育而变化，况且太子的师傅，在古代就很难挑选。周成王即位时年纪幼小，周公、召公做他的太保太傅，左右都是贤人，每天他都能听到有益的教诲，这足以增长他的仁义道德，使他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用赵高做师傅，赵高教他刑法，胡亥继位后，就诛戮功臣，屠杀亲族，残酷暴虐到了极点，结果秦国很快就灭亡了。由此可知人的善恶确实受身边人的影响。我如今要给太子、诸王精心挑选师傅，让他们耳濡目染礼仪法度，对自身的修养有所补益。诸位大臣，你们可求访正直忠信的人，各自推荐三两个人作为候选。”
　　贞观十一年，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的老师。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子，生长于深宫之中，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没有一个不是骄奢淫逸的，因此相继灭亡，很少有能够自救的。我现在严格教育子弟，希望他们都能够保全自己。王珪是我长期任用的人，我非常了解他刚直的个性，他心存忠孝，因此选择他来担任皇子的老师。你应该告诉魏王李泰：每次见到王珪，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该倍加尊敬，不能懈怠。”王珪也用为师之道来要求自己，得到了当时的好评。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说：“三师是以德行来教导太子的人。如果三师的身份卑下，太子就没有学习的榜样。”于是下诏，让人编撰太子接待三师的礼仪制度，太子要走出殿门迎接师父，先礼拜三师，然后三师答拜，每当过门时要让三师在前。三师坐下后，太子才能坐。写给三师的书信，前边称“惶恐”，后边再写上“惶恐再拜”。
　　贞观十八年，高宗刚被立为太子时，还不尊贤重道，太宗又曾经命令太子居住在自己寝宫的旁边，并且不准太子住到东宫去。散骑常侍刘洎上疏说：
　　我听说太子要多方学习，才能成就德名；通过学习懂得礼义“三让”的法则，国家就能享受太平。历代皇子都不怕降低自己的身份，推行广泛的大义。所以，不管是粗浅的言论，还是睿智的学问，只要是有益的，就要学习，以求触类旁通。虽然足不出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只有这种办法，才可以使国家大业，得以巩固。对于从小生长在皇宫中的太子，他一直在侍女的身边长大，从未经历过忧患恐惧，也不懂得雅正之道。即使生性聪明，然而要成就大业，终需别人帮助。如果不重视诗书礼乐的教化，那他凭什么去辨别世理人伦？历代成就圣王的过程，就像雕琢玉器一样。周成王崇尚贤明，以太公、召公为师，美德得以保全；惠帝仁义，引园、绮里奇等四位贤人让他的威德显扬。太子维系着国家和宗庙的兴亡，国家的命运与他的善恶息息相关。如果一开始就不勤于世事，最终必定后悔。所以晁错上书，是为了要求太子通晓治国方略；贾谊进献策论，是想让太子辨明礼敬，教化天下。我认为，皇太子天资聪明、德性仁和，具备明察笃厚诚信文美、忠孝仁义之德，这些来自他的天性，而不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国家的江山社稷都须仰仗其德行加以巩固。太子在陛下身边侍奉寝食，在朝中已做出了表率，他在谈论艺术时体现出的聪明才智，也应在诗书礼乐方面加以弘扬。太子虽然年轻气盛，有充分的时间修养性情，但我实在担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荒废了学业，引起讥谤，安逸之风从此开始。我见识短小，有幸侍奉太子，想要使太子思虑开阔，使其在不久的将来闻名四方。我不敢故意陈述旧事，只是希望以陛下的圣明为例来作为说明。
　　陛下雄才伟略、蒙受天命，荣登帝位、身经百战。多才多艺，匡补时弊；文武双才，建功立业。万方有序，天下太平。即使这样，陛下仍不敢懈怠，一日比一日谨慎，从历史兴亡中获得新知，像当年那样终日劳神苦思于政务。陛下夜夜阅读典籍，比汉武帝还卓著；在马上阅览经史，比魏武帝还勤勉。陛下能自我鞭策，如此勤奋，可却让太子整日悠闲，荒废时间，不修习书文，这是臣子我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另外，陛下一搁下政务，马上投入文学写作。文章构思之妙，使长河顿失光彩，书法结构之精，令流霞飞彩黯然。因此称得上万世稀有之作，百王望尘莫及，即使屈原、宋玉都不足以相比，钟繇、张芝也难以入室。陛下能够如此，而太子却悠然自处，无所事事，不修习书文，这是我第二个不明白的地方。陛下博采众长，亘古未有，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朝会之余，接见百官，和颜悦色，广闻博取，询问古今之理。所以能知道朝廷上的对错，民间的好恶，事不论大小，都必须亲自过问。陛下身体力行，却让太子长久地陪伴自己左右，不接触正人君子，这是我第三个不明白的地方。陛下如果认为这些没有好处，为何还对此事费尽心思呢？如果认为这些有益，那就应该加以申明，为子孙做出榜样。陛下轻视了此事，对此不加以重视，恐怕是不可以的。我希望陛下推行您的风范，教诫太子，用好书教授他，使他与有才能的人交往。使太子能在早晨披阅经史，探索前朝成败的经验：夜里接待宾客，考察当代社会的得失。有时间经常写文章，那么太子就会日渐进益，增加见闻、开阔眼界。他的德行就会愈来愈完美，这真是百姓的洪福啊！
　　我认为太子嫔妃的选择，遍及全国。而了解陛下的圣旨，在于寻找出掌管太子宫内事务的适合之人，希望能够防微杜渐，慎重做好长远打算，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如果是选拔人才，就跟聘娶太子嫔妃有所不同了，太子已经监国抚军两年，却没有接近过一个贤士。我以为选取内宫的妃嫔都如此重视，那么选拔朝野的人才也应该如此。否则恐怕招致非议，说陛下重内轻外呀！古代的太子，向皇上问安后就退回，从而更加孝敬君父；皇上和太子居住在不同的地方，是为了避免嫌疑。现在太子侍奉陛下，动辄十多天，太师、太傅等人都无从接见。即使太子在侍奉的空隙时间，暂时回到东宫，拜访和接见官员的时间也很少。只能例行公事，对规谏之事无暇顾及。陛下不能亲自教导太子，官员又没有机会进言，虽然朝廷辅佐人员众多，但有什么用呢？
　　我恳请陛下教导太子遵循前人的足迹，稍微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事，以弘扬远大的志向，使师友切磋的情义和道理得以伸张。那么太子的美德就会更盛，宏图帝业将会更加宽广，普天之下的百姓，有谁会不庆幸信赖呢！太子性情温和、谦逊节俭、聪明睿智，尽人皆知，对此，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才识疏浅，但希望仿效古代忠臣，愿为沧海添一滴水，给日月增一丝光华。
唐太宗于是下诏命令刘洎、岑文本、马周轮流到东宫，与皇太子谈论经世治国之道。

卷四·教戒太子诸王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平常应该为他讲述百姓生活在民间的种种艰苦。我十八岁时还在民间，对百姓的艰难困苦非常清楚。登上帝位后，每逢商议事情如何处理的时候，有时还会出现疏漏，由于得到他人的谏诤，才有所醒悟。如果没有忠心的人对我直言进谏，我如何能做到为百姓办好事呢？何况太子长期生长在深宫之中，看不见、听不到百姓的艰难困苦。而且君主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人，更不能动辄就骄奢放纵。只要发个敕命，治罪大胆谏诤的人，那么天下官员百姓肯定没有人敢直言了。所以要克制私欲，励精图治，容纳别人的忠言直谏。你们应该经常把这些道理讲给太子听，每当看到他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应该勇敢直谏，使他能有所获益。”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时候有胎教世子的说法，我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事。但最近自设立太子以来，遇到事情都要对他教诲晓谕。见他准备吃饭时，便问他：‘你知道饭是怎样来的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凡是播种、收获等农事都很艰难辛苦，这些活儿全靠农民努力耕种。只有不去占用他们劳作的时间，才会常有这样的饭吃。’看到他骑马，又问他：‘你知道马是用来干什么的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是能够替人代劳的东西，要使它既劳作又得到休息，不耗尽它的气力，这样就可以常有马骑。’看到他乘船，又问他：‘你知道船是怎样运行的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船好比君主，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载船，也能推翻船，你不久将做君主了，能不畏惧嘛！’我看到他在弯曲的树下休息，又问他：‘你知道这弯曲的树如何能正直吗？’太子回答说：‘不知道。’我说：‘这树虽然弯曲，打上墨线就可以正直成材。做君主的虽然有时难免会做出一些荒唐的事，但是虚心接受谏诤就可以圣明，这是傅说讲的道理，可以对照自己的行为作为鉴戒。’”
　　贞观七年，太宗对侍中魏徵说：“自古以来，君王能够自我保全的很少，这都是由于他们从小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骄傲懒惰，贪图个人享受，不了解亲近君子、疏远小人的道理。我想让所有的子女都能够见识古人的言行，希望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于是命令魏徵辑录古代帝王子弟成功与失败的事迹，编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把它赠送给各个王子。序中写道：
　　看那些接受天命、统治国家的君王，没有一个不是分封自己的宗亲，来守卫王室的。这些都记载于史册，可以拿来讨论探究。自黄帝分封二十五子，舜帝任命八元、八凯，经过周朝、汉代，直到陈代、隋朝，分裂河山，大封宗室皇亲的非常多。这些被分封的诸侯有的得以保全，随时代沉浮；有的失去封地，瞬间衰亡。然而考察他们的兴衰成败，那些功成名就的，都是开国时受封的王；国破家亡的，大都是后世继位的子孙。原因何在呢？建国时封的王，经历乱世，知道王国创建的艰难，知道父兄为建立国家所付出的辛勤劳苦，所以即使在位时也不骄纵。不论白天夜晚，从不懈怠政务，礼贤下士，厚遇人才，有的像汉楚元王那样求贤，有的像周公那样纳士，即使忠心的话听起来刺耳，也能虚心接受。这种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欢心。生前道德高尚，死后万古流芳。到了子孙继承王位的时候，天下太平兴盛，他们从小深居宫中，备受妇人呵护长大，顾虑不到处于高位的危险，哪里还能知道老百姓的苦乐呢？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宠爱美妾，轻视道德，违背礼法，胡作非为，藐视法令，不顾身份。自恃皇帝的恩宠，萌生抗击嫡子的野心；倚仗一事的细微功劳，生出无穷的欲望。他们不遵循忠贞的正道，误入为非作歹的歧途。武断专横，违背天命，迷而不返。虽然有汉代梁孝王刘武、晋代齐王司马冏那样的功勋，有汉代淮南王刘安、曹魏东阿王曹植那样的才华，也不免摧折凌云之翅，沉入涸辙之鲋的尴尬。丢弃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丰功伟业，落得梁冀、董卓那样斩首示众的下场，成为后世的警戒，不可惜吗？皇上以圣人般的天赋，挽救危亡，功耀千秋，廓清宇宙，统一中原，民众拥戴，安抚四方，亲睦九族。吟诵《棠棣》之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69.aspx来增进兄弟之情，把维系宗庙的责任系于子孙。爱子之情，没有一天不充满胸怀。于是命令下臣，考证历代历史记载，用来作为行为处事的标准，交与子孙。我尽自己的愚忠，收集古代遗训。凡诸侯君王有国有家者，他们的兴盛是从不断做善事开始，他们的衰亡也是从不断作恶引起的。所以从中可以知道，不行善不足以成就一个人的声名，不作恶不至于让自己灭亡。可是祸与福都没有定数，一个人吉凶的关键在于自己，是自己造成的，这仅仅是空话而已吗？现在我收录自古以来各个帝王做事的得失情况，根据善恶不同分类，一百家为一类，书名叫做《诸王善恶录》，目的是想使太子和诸王子看到好的地方就不断修正自己，可以扬名百代，永垂不朽；看到不好的地方就及时加以改正，免得造成更大的错误。跟从好的东西就能获得好的名声，改正过错就没有什么危害。这些东西都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岂能不以此共勉呢？
　　太宗看了连声称好，对诸位王子说：“此书应放在你们书桌的座右，用作你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王子说：“从汉代以来，帝王的兄弟儿子处于荣华富贵之中的很多，唯有东汉的东平和西汉的河间王最有名，他们能够保全自己的禄位。如西晋的楚王司马玮这等奸佞之人，死亡的不止一个，这是他们都生长于富贵之中，骄傲自大、好逸恶劳造成的。你等应引以为戒，深思熟虑。我挑选有才能的人，作为你们的师友，你们必须听从他们的敬告规劝，不要擅作主张，自以为是。我听说只有德行能使人信服，相信这都不是信口乱说。我不久前曾梦见一个人叫做虞舜，不禁肃然起敬，这不是因为我敬仰他品德的缘故吗？要是梦见桀、纣，我一定会感到愤慨而砍死他。桀、纣虽然是天子，要是今天称别人为桀、纣，他一定会十分生气。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等人，虽然是普通老百姓，今天要是大家称赞别人像这四个贤人，别人一定会大喜。可见，一个人立身处世，可贵的是德行，哪用得着谈及富贵呢？你们位列王公，衣食丰足，更应能够加强德行修养，这岂不两全其美？况且君子小人本来就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做善事就是君子，做恶事就是小人。你们应当自我克制、自我勉励，使你们的善行一天天地递增，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使自己陷入刑戮之中。”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看历代平乱创业的帝王，都生长在民间，都通情达理，能识别人情真假，少有导致败亡的。到了后来继承王位的君主，生下来就享受荣华富贵，不知道人间疾苦，导致国家动乱灭亡。我从小以来，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知道天下很多的事情，但仍然害怕自己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至于像荆王他们这些人，从小在宫中长大，见识短浅，哪能想到这些问题呢？我每天一吃饭，就要想到耕种的艰难，每天一穿衣，就想到纺线的辛苦，我那些王子兄弟能学我吗？选一些贤良的人作为他们的老师，使他们习惯与品德高尚的人接近，这样才能使他们少犯错误。”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吴王恪说：“父亲疼爱子女，这是人之常情，是不通过教育就可以知道的。儿子能尽忠尽善就对了。若儿子不遵循教诲，废弃礼法，必然自取灭亡，父亲即使疼爱他，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从前汉武帝驾崩了以后，昭帝继位，燕王旦向来自高自大，不愿服人。霍光辅佐昭帝以御书诛杀了他，身亡国灭。所以作为臣子的不得不谨慎。”
贞观年间，年龄小的皇子都被授以都督、刺史的爵位。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进谏道：“过去两汉都用郡国的方法治理国家，除郡国外，分封诸子，一个个割地封爵，原袭周代的做法。现在我们唐代采用郡县制，沿用的是秦的体制。皇子年龄小，都授以刺史的爵位。陛下难道是想用骨肉亲情来安定四方，认为圣人创设的制度，都很高明吗？但是我认为这种方法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为什么呢？刺史和都督，人们仰仗他得以安宁。这些职位若遇上好人担任，那么辖境之内就太平；如果遇到一个不好的人来管理，整个州县就民生凋敝。所以皇上爱抚体恤百姓，常常选择贤能的人。有的被称为如同河流一样泽被一方，使京城享受到他的好处；有的被百姓歌颂赞美，并且立下生祠纪念。汉宣帝说：‘与我一同治理国家的，是享受两千石俸禄的有才能的人。’按我的想法，陛下皇子中年龄尚小，还不能统领百姓的，请暂时留在京城，用经学教导他们。一则他们畏惧您的威严，不敢违法乱纪；二则出入观习朝堂仪式，自然地成长自立。时间长了，自然养成习惯，懂得为人处世的方法。能符合条件的，再派遣他们到州郡任职。我认为汉明帝、章帝和三个帝王，能够友爱子弟，此后，后世以它作为准则。从帝王三代来看，诸王数百人当中，只有两个王稍微不好，其余的性格都正直谦和，希望陛下详察。”太宗赞扬并且采纳了褚遂良的言论。

卷四·规谏太子

　　贞观五年，李百药为太子右庶子。当时太子承乾对三坟五典这些古代典籍颇为留心，可是闲饮宴乐之后，游乐嬉戏稍微过分。于是李百药作《赞道赋》来进行讽谏规劝，里面写道：我听说过古代圣贤遗留下来的格言，也曾经看过记载在典籍上的遗训。自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帝王建国立邦，都是依靠君主的德性言行，建立和巩固社会的纲纪。按照法则办事就能依附本性成就大道，违背了它就会思想混乱，作恶酿祸。看待历史的兴亡如同自然的天工造化，观察人事的吉凶如同绳索的缠绕纠结。现在我们大唐帝国承受天命，应运而生，秉承清明之道，君临天下。应根据事物变化的规律，把老百姓放在自己心中。体会天下暗藏的变化规律，细细地研读古往今来的历史。尽量为天下多做好事，珍惜分分秒秒的光阴。这样才能融化浩瀚海洋中的坚冰，将阴冷的山谷变成祭祀的秋林。让生灵万民欢悦，让天地都沐浴您的恩宠。
　　我盛唐赫赫天威，上承天命；开创帝业，遇到圣明的贤人。天派遣你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巩固国家的根本，居于正位；心地聪颖，光彩照人。凡三善之事必予光大，用四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常拜谒父王听取教训，奉孝君父问安致敬。按照圣训待人接物，发扬光大上天之命，勤勉励行父子之道，以此作为元龟、明镜。自从大道消失以后，礼就兴起来了，这使君臣各得其所，使父与子之间的感情更加笃厚。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亲情，达到情义兼至，都在于人为。怎能说夏启、周诵与丹朱、商均是一样的呢？你要通过反复不停地琢磨来温习旧的知识，让心灵受到启发而获得的新的知识。忠、敬、孝、仁，用它来治理国家，就可以使国家安定与兴盛。过去三王教育子女，用四时之法按年来学习；将要让太子出宫就位，都是先用礼乐来教育他们。乐用来改变风俗，礼用来安定统治、教化大众。学习音乐并非是喜欢乐音，而是用它来表明志向，使心神安宁。学习礼法难道是想要得到玉帛吗？只是为了用其来克制自己的贪欲而让自己得以保全。太子生长在宫廷之中，地位处于诸侯之上，如果不认真思考帝王的基业得之不易，就不会去珍惜，认为富贵天定，自高自大，必然产生骄横，从而使行为违背礼节，产生像轻视师傅、怠慢礼仪、亲近奸佞谄媚之人而放纵yín乱等可耻行为。如果这样，那么先王的光芒就会隐没，充满阳光的大道就会阴暗，即使天下表面仍是一家，但所处的安全、危险情况却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凭借才华得到任用，有的却可能因为诬陷而遭到贬谪。这就完全可以从中看出吉凶祸福，悟出得失成败。让我粗略地陈述一下过去的历史，让你从中得到公正的评断。
　　周代以德服人，于是能把握时机承受天命。依靠文王、武王开创了七百年的宏伟基业。扶苏作为秦国的太子，并不是声名有什么贬损之处，而是自己作为嫡长子，却被派去监视守边之军。祸患由此产生，太子被疏远，灾难降临，太子被杀害。由于册立君主违背了正道，秦朝基业很快就遭到灭亡。汉代统治久远，实则是因为太子继起的缘故。汉高祖被戚夫人迷惑而宠爱其子赵王，竟把国家大事视同玩笑。惠帝用张良的计策结交商山四皓，使得自己羽翼丰满得以翱翔九天之上。汉景帝正因为侍奉父皇比不上宠臣，造成了邓通的yín乱暴虐，从而终生以强大的吴国为患，由于博弈的争执错杀了吴太子。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年纪尚幼，就能提防老年不听劝谏而被人非议，疏远了周亚夫。因此他能够巩固拓展国家疆土，使三代遗风更加明显。武帝为太子刘据设立博望苑广交宾客，名望尚未张显。可叹的是他的命运不济，遇到谗臣江充的诽谤，虽然诛杀了引起内乱的江充，但也因违背礼仪而遭到杀身之祸。汉元帝喜爱儒术，大道得以昌明。感叹他因为施行道德教化而被指责，赞赏他所发表的意见忠诚正直。起初任用匡衡、韦玄成为丞相，使他能够闻取治国正道，但他又因为任用弘恭、石显从而导致滥杀忠臣的错误行为。汉元帝太子成帝的才艺虽然不及元帝庶子定陶，但仁义为重，身为太子时不敢在御道上奔跑，不失为一些小的优点。仍得到当时贤者的辅助，从而流芳史册。东汉的诸太子中，汉明帝、汉章帝端庄诚敬，都通晓政务和儒术，个个情感笃厚，兄弟和睦。因此能使东海王的遗业稳固，继承了西周的传位制度。魏文帝曹丕为魏世子时，没有听到他好的德行。不是因为喜爱美女而遭到别人指责，就是放纵于打猎游玩。虽然才能高、学问好，但却被自己的荒淫所牵连。到魏明帝时，在御花园中建筑土山长达三年。他有秦始皇那样的奢侈，却无汉武帝那样的才艺。于是驱使群臣负土筑山，导致国家衰落，百姓凋疲。晋武帝司马炎宽厚仁德，相貌奇伟。其父虽然当初因为重视其弟司马悠，因为立世子之事而产生疑惑，但又最终接受了大臣裴秀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最后司马炎终于取代魏国平定东吴，一统天下。晋惠帝为太子时，观察他的言行，其品行还和原来一样的昏愚，继承帝位实在让人感到痛惜。我伤悼晋惠王的长子愍怀被废掉太子之位，如同狂风吹沙般溃散无迹。但是他却因此自暴自弃，将聪明才智全都用于嬉戏，面对奸谄谗狞而自毁前程。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保其祖业，担当国家重任！
　　当今圣上慈祥仁爱，用最好的道德准则来对殿下进行教诫。以前代的教训作为鉴戒。对晋元帝好用刑法，赐太子以《韩非子》表示鄙视，看重儒家的经世致用之术将它作为治国的法宝。学习儒学，可以了解政事的得失，也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因为知书达理而欣喜，可以用来识辨愚蠢的人；因为不知道典故而惭愧，需要去请教有学问的长者。要让国家政通人和，最关键的是得人心、得人才。尧帝懂得知人善任而成为世代的楷模，文王广揽贤才而为世人赞颂。从正人君子中选取人才，然后用慧眼来加以鉴别对照。正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才能，检验其德行。必须根据其人之实际情况来确定职位，不可以违背原则。如果被偏听迷惑，不能正确地了解人，那么有道行的人必然会受到压抑，没有才德的人必然能得到显贵。奸谗之人竞相去献媚讨好来寻求宠幸，玩乐之物不招自来。正直忠谏的人，可能因为他的忠心而招致罪过；卖官徇私之人，可能因为贿赂而得以亲近。这就会使王道亏损，人伦败坏。国家遇到奸臣就要遭到灭亡，黎民百姓都希望得到安抚而愿意归顺仁义之人。天地生育的万种生灵，只有人最为宝贵。诉讼判断不合理，使人的生死适得其反；冤情得不到伸张，就会违背阴阳之气的调和。贤才是否被任用，交付于苛责的刑法；百姓生命的长短，全维系在酷吏的身上。所以尧帝画五刑图像的目的，正是为了表达对违法者的一种安抚；夏禹为哀怜犯人之心，在道路上哭泣是为了反省自身。根据《大壮》卦象的启发，于是建造楼宇亭台、雕梁画栋。像桀那样做瑶台，像纣王那样做琼室，怎会是单单的雕梁画栋呢！魏文帝修建凌云台远望，汉武帝修建通天台纳凉。穷奢极欲而使黎民遭受苦难，而最后必遭天怒人怨，性命遭殃。所以汉文帝听说造露台要耗费十家人的家产而罢手，他以俭约的美名促使了国家的富强；周文王虽然修建成了方圆百里的园苑，却因为老百姓的自愿帮助而更加强大。至于美好的宴会应用礼来加强往来，喜欢美酒也应注重酒德。酒酣忘返却能得福的境界，在于自身的聪明和自制。如果沉溺于酒色，因酗酒而酿成错误，就会像殷纣与灌夫那样因酒妄为、国亡身死，令人感到痛惜。所以伊尹以酣歌为名作出训诫，周公因为酒能使国家混乱，而确立了行为的准则。温婉贤淑的女子，实在是君子的美好伴侣。坚决不愿与汉帝同车游览，这是班婕妤知道仅仅作为宠妾的耻辱；拔掉簪子思考皇上沉溺后宫的罪过，这也是宣姜的美德。但也有让晋国发生内乱的骊姬，让周幽王丧命的褒姒。这些人极其妖艳，赛过美丽的图画，但行为却极其违背人的纲常伦理。面对倾城倾国的美貌，应想想这些给后王留下的启示，应该永远以前代的历史为鉴。至于狩猎驰射，如果不用道义加以节制，必然导致沉迷于此。这样不但形体疲惫，而且内心也会放纵失常。高山深谷都不害怕，这是无知囚徒；以打猎作为人生的欢乐，这是庸俗之辈所为。自己身系宗庙社稷等崇高的事情，担负着先王传下来的治国重任，却与打猎的鹰犬并排奔跑，翻越危险之地策马飞奔。而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连野兽也会为没有生存之地而变得恐慌好斗，自己却不念及于此，反而贪得无厌，内心难道真的不感到惭愧吗？
　　我见识短小浅陋，有愧于圣君如此隆恩。皇上从草野之中把我这没才能的人提拔上来，鄙陋之躯竟然冠饰簪缨。有幸遇到大道即行而国泰民安，欣喜与太子相会而使四海归正。我在做监抚的空闲时间，每每在书房讨论学问。为您如神的敏捷而仰慕，为您如圣的聪慧而赞叹。如果想要在道德方面礼贤下士，就要在礼仪方面归于道德。您正值美好年华，一切光阴都值得珍惜。宫殿深邃，帘帷清净；灌木苍盛，飞云轻绕；花香四溢，笑语盈盈；莺歌燕舞，互相和鸣。面对生活的富贵奢华，您尚且无心留恋。仍然能做到恪守德行孜孜不倦，沉迷于学问而精于钻研。命不才的我执笔作文，在朝廷之上铺陈辞藻。这不同于文帝时王褒上的《洞箫赋》那样讨人欢心，也不同于曹植“飞盖相追随”的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70.aspx赋。我不擅长用优美的言辞来赞美您高尚的德行，只是想着报答知遇之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请允许我下拜稽首，愿您英名永树。努力侍奉皇上，美名千古流传。
　　太宗看了这篇辞赋后，派遣使者对李百药说：“我在皇太子居住的地方看到了你所作的辞赋，叙述古往今来太子的事情来告诫太子，十分简明得当。我选用你来辅佐太子，正是为了这件事。你很称职，但你必须让自己有始有终。”于是赏赐百药骏马一匹，彩帛三百段。
　　贞观年间，太子承乾屡次违反礼仪法度，一天比一天奢侈放纵。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写了《谏苑》共二十卷对他进行劝谏。当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经常冒犯威严进行谏诤。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对孔颖达说：“太子已长大成人，怎好屡次当面指责他？”孔颖达回答：“我蒙受国家的厚恩，即使死也无怨恨。”于是谏诤得更加激切。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孔颖达又通过经文表达自己的意见，获得了更多的劝谏机会。太宗对两人的做法都很称赏，赏赐这两位大臣帛各五百匹，黄金各一斤。
　　贞观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张玄素因为太子李承乾喜欢打猎，荒废了学业，于是上书进谏，他说：
　　我听说老天不会偏私，只会辅佐有德之人。如果违背了天道，不管是人还是神都会遗弃他。古代打猎三驱的礼治，并不是要人杀生，只是为老百姓除害而已。所以商汤撤除捕捉野兽的四面网，只用一面网，如此仁义之举终于使百姓归心。如今您在御苑之内打猎，虽然名义上不同于在野外游猎，但是如果放纵无度，终究有失体统。所以商代贤相傅说说：“学习不遵循古训，这是闻所未闻的。”因此要弘扬道性必须学习古礼，学习古礼必须依靠老师教诲。现在我既然奉旨教太子读书，让孔颖达讲授学问，是希望您能询问古代的事迹和学问，以弥补学问的不足。另外再选一些博学多才之士，朝夕侍奉太子。阅读圣人的遗训，知道历史变迁，发现国亡的原因，每天都能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每月都能不忘记自己所学的东西。这样就尽善尽美了，那么夏启、周诵这样的贤太子又何足称道呢！为人君主，没有谁不追求善美的，只是因为理智难以胜过感情，沉溺惶惑才造成了昏乱。沉溺惶惑过于厉害，就会使忠言全部堵塞，从而使臣下苟且偷生、投其所好，损害为君之道。古人说：“不要因为是小的过失就不加以改正，也不要因为小优点就不愿去做。”应该知道，祸福都是渐渐产生的。您身为皇储，应该树立自己美好的形象。既然有喜爱打猎的癖好，如何能专心主持国事呢？谨慎从事，善始善终，尚且担心会逐渐衰退；何况一开始就不谨慎，最终又如何去保持呢！
　　李承乾不接受张玄素的意见，于是他又呈上一篇奏疏：
　　我听说皇子入学按年龄长幼排序，这样是为了使太子知晓君臣、父子、尊卑、长幼之间的道理。然而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尊卑的等级，长幼的秩序，要从内心去奉行，使之广大于天下，都要依靠自身的行为使自身闻名久远，凭借言辞而使其广泛传播。殿下已经长大成人，且天资聪慧，但仍需要学习知识以提高自身修养。我认为孔颖达、赵弘智等人，不仅是当今鸿儒，具有很高的德行修养，而且他们通晓政治之道。希望您时常听他们授课，让他们讲授人情物理，谈古论今，以增加您的智能。至于骑马射击、音乐美女之类的逸乐，只会满足一时的耳目之娱，终将会扰乱心神。如果过多沉溺其中，必将改变您的性情。古人说：“心是万事的主宰，如果心无节制地骚动，必然会产生祸乱。”我是害怕这些逸乐会成为败坏殿下德性的根源啊！
　　李承乾看了奏书，更加愤怒，对张玄素说：“你是害了疯病吗？”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得知张玄素在太子东宫频频进谏，于是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左庶子。一次李承乾在宫中击鼓作乐，声音传至宫外，张玄素敲宫门求见太子，极力劝谏。太子气急败坏，把宫中的鼓拿出来，当着张玄素的面毁掉。他又派奴仆等张玄素上早朝的时候，暗中用马袭击他，差点将他置于死地。那时李承乾喜好营造楼阁，穷奢极欲，耗资一天比一天增加。张玄素又上书进谏：
　　我身性愚钝，却担当朝廷和东宫的要职，皇恩浩荡，而我却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所以一定要尽职尽忠，想要尽到人臣的责任。太子的使命，责任十分重大，如果积德不深厚，又怎么能担当守护祖宗基业的大任呢？圣上与您是父子之亲，您的言行于家于国关系重大，所以对您的日常用度没有限制。圣上圣旨颁布不到六十天，而殿下的东宫之内的财物用度已超过七万，骄奢至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子宫殿下聚集无数工匠，内苑之中却不见贤才良臣半点踪影。论孝敬，殿下有违晚辈向长辈问寒问暖的礼节；论恭顺，殿下则与慈父的训导背离；论名声，殿下没有学习古道的事实；论行为，殿下又凭借权势滥施刑罪。正直的人没在身边，而哗众取宠的弄臣却不离左右。您喜欢的不外乎是声色犬马，所赏赐的都是图画雕刻。从表面看，殿下已有如此多的过失；何况朝中隐秘的大事，可能已经不可胜数了。宣布法令的宫门无异于街市，形形色色的人时刻出入其中，坏名声已经传播得很广了。右庶子赵弘智精通经术，德行高尚，是当今贤才。我常常劝告殿下，希望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以增进您的美德。如今殿下却对他猜疑嫌弃，认为错用了人才。一个人从善如流，恐怕还来不及，如果掩饰过错，拒绝进谏，必然会招来损失。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殿下居安思危，千万谨慎啊。
　　奏书送入东宫，李承乾看后大怒，想派刺客加害张玄素。不久李承乾被废黜。
　　贞观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宁因太子李承乾大造宫室，奢侈无度，又沉溺于声色犬马，于是上书进谏：
　　我听说克制节俭，是弘扬德性的根本；穷奢极致，是败坏品德的根源。所以秦穆公夸耀自己豪华的宫殿，遭到西戎人的耻笑；高楼雕墙，《夏书》将其作为国家危亡的警戒。过去赵盾匡扶晋灵公，姜太公辅佐周文王，或者劝告他们节约财物，或者建议他们免征重税。无不尽忠竭力为国效劳、为君分忧，希望使功业流传无穷，英名广播；载入史册，成为千古美谈。今天殿下居住的东宫，乃隋代所建，看到的人已经觉得奢侈非常，感叹其过于富丽堂皇了。为什么还要再修宫室，天天浪费资财，大兴土木，极尽雕琢精妙之能事？而且如此多的工匠出入东宫，又没人监视。这些人是犯法之人的兄弟，却可以自由出入于东宫禁地，他们身上携带有斧凿等器具。守门值班的人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然而这种情况负责守卫的直长和千牛这些官员都不知道也看不见。武官们在宫外，奴隶们在宫内，负责禁卫的部门怎么能够安心，又怎么不让我感到恐惧忧虑呢？
　　另外，郑国、卫国的音乐，自古以来就被称做是亡国的靡靡之音。过去墨子经过商代的朝歌之地，由于地名不符合他的‘非乐’思想，便回车转向；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挥剑斩杀戏子，因为他们用乐舞侮惑诸侯。歌舞失去礼法，古代圣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通达的贤者也认为是过失。而如今的东宫，时常传出寻欢作乐的鼓乐声，歌伎舞伎只见进不见出。听说这件事的人都双腿发抖，心惊胆战。往年陛下对太子的教谕，请您重新温习。圣旨关注，殷勤有加。这些对于殿下来说不可不深思，对于我来说也不能不感到害怕。

　我自从承蒙圣恩，为朝廷效劳已有多年。犬马尚且知道感恩，木石尚且能够感知情义；我所有的狭小见识，怎敢不去竭尽所能进言。如果我能承蒙您的明察，看到我的忠诚，那么我就有了生路；如果您指责我违抗旨意，那么我就罪名难逃。只是阿谀逢迎，鲁国大夫臧仲武将它比作疾病；冒犯尊严，逆耳忠言，《春秋》里面将它比作良药。希望殿下停止营造宫殿，释放那些久做劳役的人，不听郑卫之音，斥退卑鄙小人。这样，就会使事君、事父、事长这三种善行完备了，家国天下也将归于中正。
　　李承乾看过奏书很不高兴。
　　贞观十五年，李承乾在百姓农忙之时，摊派杂役，不许他们轮流换班，臣民无不心怀怨恨，苦不堪言，后来他私自将突厥童仆带入宫中，于是于志宁上书进谏：
　　我听说苍天高远，日月显耀它的德行；君王圣明，臣下匡扶他的功业。所以周朝姬诵升为太子，有毛叔、郑毕公的鼎力辅佐；西汉的刘盈位居太子，得到夏黄公、绮里季等四位贤士的帮助。周成王有过失，丞相周公旦就鞭打自己的儿子伯禽，以告诫成王；汉代贾谊多次上书文帝谈论国家大事，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贤臣，真诚正直的人。历代的君王无不再三叮嘱太子，因为太子身为王储，将要担当继承帝业的大任。太子良善，那么老百姓都会感谢他的恩德；太子作恶，那么就会殃及万民。现在，我听说仆寺、司驭、驾士、兽医等人，从初春到夏末，长期居住在宫内服役，不让他们轮番值勤。他们中有的人家中双亲尚在，但是却因此得不到应有的侍奉；有的人家中有幼小的儿女，也因此得不到父亲的照顾抚育。这样做既荒废了他们的春耕，又妨碍了他们的夏种。这样做与抚养百姓之道相违背，久而久之恐怕遭到怨言。如果民怨传到圣上耳中，只怕您悔之晚矣。另外，突厥达哥支等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够用仁义诚信来期望和对待他们？他们的本心不知忠孝，言行不辨是非，接近他们会败坏您的英名，宠信他们也对增加您的盛德毫无益处。现在把他们带入宫中，没有人不惊恐万分，岂止是我一个人的见识平庸，独自忧虑。殿下做事应该符合至尊的身份，与黎民百姓的愿望相符，勿以小恶而为之，勿以小善而不为。您理应遵守防微杜渐之道。斥退小人，任用忠良。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美德就能日见昌盛，美名也会自然远扬。
　　李承乾看后大怒，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家刺杀他。当时于志宁正在为母守丧，期限未到又被任命为太子詹事。两个刺客偷偷潜入于府，看见他睡着草苫、枕着土块为亡亲服丧，最终不忍心下手。
等到后来李承乾劣迹败露，唐太宗得知于志宁的事迹，勉励慰劳了他。

卷五·论仁义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挽救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既然我们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们用作统治国家的典范。现在，我们要以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希望这有助于铲除近代的虚伪之风。”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荒废凋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陛下在天下积弊之时统领国家，弘扬古代圣贤的遗风，实乃万民之福。但没有贤才是治理不好国家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太宗说：“我求贤若渴，即使夜晚做梦都梦到贤才。”给事中杜正伦说：“哪个时代都有人才，随时等候陛下的发掘任用，哪里用得着去梦傅说，遇吕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赞赏他的话。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原来认为在离乱之后，民间的风俗习惯会很难改变，近来我发现百姓逐渐懂得了廉洁和羞耻，官员庶民都能遵守法纪，盗贼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风俗习惯，关键要看施政是治还是乱。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用仁义来抚慰百姓，同时还要显示出朝廷的威信，顺应民心，废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离道义的事情，这样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你们应该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上奏说：“最近，我检查武器库里的铠甲兵器，发现已远远超过隋朝了。”唐太宗说：“整修兵器防御寇乱，虽然是紧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们把心思用于治国之道，各自务必竭尽忠贞，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我真正要的铠甲兵器。隋炀帝难道是因为铠甲兵器不足，才遭到灭亡的吗？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群臣才会怨恨叛离他。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想法啊！”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树林广袤就有飞鸟栖息，水域深广就有鱼儿游弋，多施仁义百姓自然会归顺。人们都知道恐惧而躲避灾害，却不知施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要不断地将仁义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会远离仁义之道。这就好比用饮食来滋养身体，要让肚子经常吃饱，就能够维持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卷五·论忠义

　　冯立，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太子死后，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冯立感叹道：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手下随从说：“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第二天，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太宗对他说：“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冯立哭着回答：“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希望能够为他卖命，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我没有顾忌太多。”说完悲痛不已，太宗好言安慰他，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亲信说：“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不多久，突厥攻打便桥，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杀死突厥兵许多人，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等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被杀，士气低沉，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谢叔方下马大哭，离开了军队逃走了，第二天便自首了，太宗说：“谢叔方真是仁义。”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
　　贞观八年，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太宗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徵才行。”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贞观九年，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赐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72.aspx写道：“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萧瑀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赞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当年死得冤枉，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拜读陛下的祭文，既感动，又欣慰。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怎敢不勉励名节，知道为善终有好报。”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特进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身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寒冬季节才显松柏。对隋朝来说，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可以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散离，没有留下来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就不要有所遗弃。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卷五·论孝友

　　司空房玄龄侍奉继母，能顺承继母的脸色，恭敬谦谨超过一般人。继母生病时，他每次请大夫上门，总会流泪迎拜大夫。在居丧期间，房玄龄更是悲伤过度，骨瘦如柴。太宗叫散骑常侍刘洎前往安慰劝解，并送去寝床、粥食和盐菜。
　　虞世南，起初在隋朝做官，担任起居舍人。当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的时候，他的哥哥虞世基任内史侍郎，也要被一同诛杀。见到这种情况，虞世南抱着哥哥号啕痛哭，一再请求让自己代替哥哥去死，宇文化及却不同意。从此以后的好几年，虞世南都悲痛万分，并且消瘦得只剩骨架，他的这种品行被当时人所尊重推崇。
　　韩王李元嘉，在贞观初年，任潞州刺史。当时他十五岁，在潞州听说他的母亲生病，于是痛哭流涕，不能饮食，后来到京城为母发丧，悲伤超过了丧礼的礼仪。唐太宗称赞他至情至性，常常安慰劝勉他。李元嘉家里非常朴素简洁，像寒门士大夫的家一样，他和弟弟鲁哀王李灵夔手足情深，每次兄弟相见，就像普通百姓一样亲切随便。他这样洁身自好，内外如一，当时诸王没有人比得上。
　　霍王李元轨，在武德年间，被封为吴王。贞观七年，任寿州刺史，唐高祖死后，他放弃了官职，并且常常穿粗布衣服，以此表示对高祖的悲戚和怀念。唐太宗曾经问侍臣：“皇族中，谁最贤德？”魏徵回答说：“我愚钝，不能完全了解他们。我和许多皇叔交谈过，只有吴王和我谈的那几次话，让我感到汗颜。”唐太宗说：“你可以把他比做前代的哪位贤人呢？”魏徵说：“论经通礼仪，博学文雅，他相当于汉代河间献王德，东平献王苍。若论孝道，他可与古代的曾参、闵子骞相媲美。”从此，唐太宗对霍王更加宠爱信任，并把魏徵的女儿嫁给了他。
贞观年间，有个突厥人史行昌在玄武门做看守，吃饭时留下肉不吃，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带回家去***给母亲。”唐太宗听到这事后感叹地说：“仁孝之本性，哪分汉人和夷人呢？”于是赐他一匹皇上养的马，还下令为他母亲送去肉食。

卷五·论公平

　　唐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的老部下没有做上官的，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无私，是指宽容公正而无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胜任，怎能因为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把秦府旧兵都授予武职，补充进宫中做侍卫。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偏私于一人。只要有才能德行的人就任用，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况且古人说：‘士兵就像火一样，不控制就会把自己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哥哥）曾经被皇帝召见，不解下腰间的佩刀，向东走上阁门，走出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无忌带刀进入，同样是失误，臣子位于极度尊贵的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顽固地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的活动），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露，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近来见到隋代的旧臣遗老，他们都称赞高颎是做宰相的人才，于是我就去翻阅他的本传。此人真可说是公平正直，能识大体，治国方面尤其突出。隋室的安危，跟他的生死关系密切。可惜遇到隋炀帝这样的无道昏君，却被冤枉诛杀了。我何尝不想见到这样的人呢？就连读书时也时常放下书来对他钦仰、叹息。再者，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他曾经上表把廖立、李严罢官放逐到南中，后来廖立听到诸葛亮逝世，哭着说：‘我们大概要亡国了！’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也发病而死。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执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国家，在当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的事，虽是仇人，该赏的也必须奖赏，对违犯法纪玩忽职守的人，虽是最亲近的人也必须惩罚。’你们难道不仰慕学习他们吗？我如今常仰慕前代那些贤德的帝王，你们也可仰慕那些贤德的宰相，如果能这样做，那么荣耀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保持了。”房玄龄对答道：“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结党营私，王道就浩浩荡荡，不结党营私，王道就平平坦坦。’此外，孔子还说：‘举用正直的人而废弃邪恶的人，百姓就心服归顺。’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太宗说：“这正是我所想的，但我怎能只对你们说说而不去实行呢？”
　　长乐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将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为美谈。现在皇帝的姊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在感情上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太宗十分赞同。于是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意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怒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和陛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将此称为‘说难’，东方朔将其称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长孙皇后请求太宗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徵家中赏赐他。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商议惩处他的办法，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其实，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贤才，想要把心思都用在治理国家政治上，一听说哪里有贤能的人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们还是议论纷纷，说‘那些官员都是朝廷重臣的亲戚、朋友’。但是你们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讳和回避，古人说，‘推举人才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仇’，只要推举的人是真正的贤才。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仇人，也不可不推举。”
　　贞观十一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欺瞒朝廷，胡乱上报情况，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魏徵说：“宦官虽然卑微，但他们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进献唐太宗：
　　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贬斥劣迹，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如果善事得到发扬，那么君子就会为国效劳；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亲近君子，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小人并非没有微小的优点，君子并非没有小小的差错。君子小小的过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优点，则如铅刀上锋利的地方。铅刀上那一点锋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这小小的优点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点。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赞扬小人的优点，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贬斥君子的过失，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这如同认为蒿草和兰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这也是屈原投江自尽，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认识了玉石的差别，蒿兰的不同，但不能进善退恶，也是不明智的，这也是历史上郭国之所以被齐国所灭、史鱼之所以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爱护百姓，广开言路。能从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但陛下喜好贤才却不善于选择贤才，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并且，陛下言语毫不隐讳，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虽有远见卓识，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君子愿意表扬别人的善行，小人专门诋毁别人的缺点，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听到善行就怀疑，那么君子会很失望。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急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结果反使君子受怀疑，小人得志，那么就会君臣失序、上下隔阂、国家混乱。哪里还称得上政治清明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虑，喜欢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们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称作同德，把一起参与做坏事称作朋党。可现在清浊同流，善恶无别，把奸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被称作朋党的人，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恩德没有散布臣子中间，臣子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们又不敢指出来，于是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对国家极为有害，这足以助长奸邪，扰乱视听，如果不断绝这种风气的根源，将贻害无穷。幸运的是，如今国家还没有出现大的祸害，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国政现在虽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够改正。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将来定会悔之莫及，这样的话，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又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楷模呢？扬善除恶，有利于人，以古为鉴，有利于己。照容貌，要用平静的水面做镜子；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鉴。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为自己的借鉴，那么自己行为的善恶就一目了然，何须史官的评判，何须百姓们的议论，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声名远扬。国君追求的不正是这样吗？
　　我听说，若论道德的崇高，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若论仁义的深厚，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只有推行道德仁义，择善而从。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如果严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无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二字，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仁义是治国的根本，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用刑罚来治国，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可见，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为、风俗是枝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崇本抑末，顺应民心，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百姓本性纯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说：‘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使他们本性淳厚，明白他们的心愿。百姓相互爱护，坚守仁义之道，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只有依赖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礼仪，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而是用来防范邪恶、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人们受到好的教化，就会怀有君子之心；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怎样发展变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事的善恶，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
　　贞观初年，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都依法严办了。即使断案有轻有重，朝廷听到臣下议论，无不欣然接受意见。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悦诚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可是近年来，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进谏，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欺瞒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这样一来，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曹司必须上奏圣上。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从而酌情减刑；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不够而深感遗憾。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纠察的部门，都觉得侥幸。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对一个人处罚，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所以《体论》上说：“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即使过重，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怨旷饥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这样说来，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量刑过重就会伤

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就已经先主观臆断，到了审讯他的时候，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却生硬的将其分类，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诚之称，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
　　凡是审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亲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权衡轻重先后，测量深浅程度。展现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将忠君爱民之心发挥到极致，如果有疑问就和大家一起商讨。存在疑问就从轻量刑，这就是对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诫咎繇：“你作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时候要心存怜悯。”又规定一个案子要经过群臣、群吏、万民三次审讯，大家都认可了，才能定罪。可见，律令必然也参有人情。所以《左传》说：“大小案子，虽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变通的官吏，用人情来获取财物，对有人情案子就放宽处理，对于仇人，就加以陷害。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宽大为怀的情感有着天壤之别呢？主管部门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司法官员们产生了怀疑，天子又因为这样的人情而对主管部门产生了怀疑。这是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在互相怀疑，这样却想要群臣树立节操，尽忠为国，那就太难了。
　　凡是审理案件的情形，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主，不严刑逼供，不节外生枝，不以牵连的头绪多来显示审判者的聪明。所以要对检举弹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证，广泛调查，是为了弄清事实，而不是要掩盖事实；多方调查，听取意见，是为了不使狱吏徇私枉法的奸计得逞。孔子说：“古人审理案子，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计地要将其置于死地。”所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强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现了。《淮南子》上写道：“沣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鱼也不会在里面生存。”所以，作为上司，把苛刻当做明察，把功多当做明智，把刻薄下属当忠心，把诽谤他人当功劳，这就像一张大皮，虽然很大，但用来制造用品，就得裁开使用。赏赐应该从重，处罚应该从轻，君王应宽厚为怀，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刑罚轻还是重，恩遇厚还是寡，被人感念还是嫉恨，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呢？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法律贵在宽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却极其严酷如今法律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抛开权衡来确定轻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诸葛亮只是小国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是一杆秤，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时候，怎能随意放弃法律的公平，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呢？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以此来消除舆论。只要做得对，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对，掩盖又有何用？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听见，除非自己不说。”做了却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听说，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国君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严于律己不苟责臣下。所以说：“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其实是为奸邪开辟了方便之门。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只可惜不被采纳，我听说过尧专门设置了进谏用的锣鼓，大禹树立了提意见用的木头，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几、盘碟、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这样做是防微杜渐，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魏武帝曹操说：“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他们亲近忠臣，厚待进谏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免灭亡的灾害。”凡是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国君，纵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难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国家，避免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伟业的国君，没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虚心纳谏、改正错误的。
　　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数年以来，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
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讽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我当年生长在民间，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更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隋代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天灾人祸，老百姓流离失所。我十八岁，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投身军旅，手持刀枪，不畏寒暑，东征西讨，劳碌终日，没有一天过得安宁。幸而苍天护佑，遵守庙堂的韬略，使义军所到之处，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也都身穿华夏服装。国家法律颁布之后，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四海升平，尘埃不起，已经十几年了。这全都仰仗众位大臣运筹帷幄，善战武将竭尽骁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却享受着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忧患责任深重，于是总是担心政治得失，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因此常常战战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对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让我们大唐的德行，能够永垂史册。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愧对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怎么能够建立起宏功伟业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浆，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赖你们做的盐和梅，我怎能调出五味？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

卷五·论诚信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任用的人，都认为他是贤臣，你知道佞臣是谁吗？”那人回答说：“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流水是否清浊，关键在于源头。君主是施政的源头，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妄为，却要臣下行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于是，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
　　贞观十年，魏徵上疏说：
　　臣听说国家的基础，在于道德和礼教；国君地位的保障，在于诚实信用。有了诚信，就不会产生二心。实行德政，边远的人民也会来归顺。由此可见，德、礼、诚、信是国家的纲领，贯穿在君臣、父子关系中，一刻也不能偏废。所以孔子说：“君王以礼对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还说：“一个人终有一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存立。”文子说：“说出话来能够使人相信，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信于人，发出令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为命令之中含有诚意。”说了却不做，是言而无信，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是没有诚意，如果是君王，就会败坏名声，如果是臣下，就会危及生命。因此，即使身不由己，处境艰难，君子也不会做有失诚信的事情。
　　自从陛下登基，实行王道，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国家粮仓日益充实，国土日益宽广。然而，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为什么呢？因为朝廷对侍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到贞观八、九年间，仍然乐于接受意见。可是，从那之后，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有时即使勉强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邪之人，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滥用职权，中伤直言进谏的人是在诽谤朝政。说一个人结党营私，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说一个人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争辩是非。圣上被迷惑视听，破坏了治政的原则，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这里吧？因此孔子说：“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内心不一。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表扬别人的优点，危难之时绝不苟且偷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美德。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义，只知唯利是图，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如果将危险推给别人，那么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现在，朝廷治理国家，将重任委托给君子，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况。对待君子，尊敬却很疏远。对待小人，轻视却又亲近。亲近小人，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疏远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所以对人诋毁赞誉的权利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能不慎重对待吗？诚如孙卿所说的：“让有智能的人谋划，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能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可是他们非治国之才，缺乏深谋远虑，即使竭尽全力，仍然难免失败。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竖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尽脑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这是很明白的事。
　　如要君王尊礼，臣下尽忠，就必须内外无私，君臣之间相互信任。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过去，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使酒在酒器中变坏，肉在锅中腐烂，这样做对治国无害吧？”管仲说：“这样做不好，但对治国也无害。”齐桓公问：“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有损于霸业；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有损于霸业；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损于霸业；信任而又让小人从中掺和有损于霸业。”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馈间伦说：“鼓这个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兴师动众、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穆伯不理他，左右的官员说：“不用一兵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穆伯说：“馈间伦的为人，奸诈不仁义。如果他夺取了鼓地，我可以不赏他吗？如果赏赐了他，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如果让小人得志，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战国时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被重视信用，疏远小人，更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怎能有损于巍巍盛德呢？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是非分明，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道义来勉励他们，用礼仪来节制他们，然后表扬善行，摒除劣迹，谨慎处罚，明白赏赐。如果这样做，小人就会无处藏身，君子就会自强不息，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就为期不远了。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刑罚不加于有罪的人，赏赐不加于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永享太平，还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叹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我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强兵力，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只有魏徵劝我‘减少武功，提倡文治，广施道德仁义，他说只要中原安定了，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终于使天下赢得了太平，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各个少数民族派人前来源源不断。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魏徵拜谢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用心政务所致，我才疏学浅，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论语》上说：‘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百姓不信任国家，便不能立国。’从前，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殷纣王违反五常，被周武王灭掉，项羽因为无信，被汉高祖夺了天下。陛下之言极是。”

卷六·论俭约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是有兴土木的大事，必须以物资人力来衡量利弊。当初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的人力极为多数，而没有抱怨的人，顺应了力量，众人能享受建设成果。秦始皇营建宫室，但人民非常反对，因为（始皇）是为了满足其私欲，不和人民一起享受。朕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木工具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事，所以打算放弃。古人曾说：‘不做没有益处的事，只挑有益的做。’‘不显耀可以引起贪欲的财货，免得搞乱人民清净的心思’。所以可知显耀财货，他的心一定被污浊了。就像雕镂器物，珠玉服玩，如果只知道享受它们，那么灭亡的时候就能数着日子到来了。自王公及之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若装饰过于豪华，便一切都停止供应并查处。”所以二十年来，风俗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财产富饶，没有饥饿的坏情况。
　　贞观二年，公卿上奏说：“依《礼》中所讲的，六月夏日，可以居住在凉台，但是现在夏天暑气没有退却，秋天凉气刚刚开始，皇宫中非常潮湿，所以请求修建一座暖阁让您居住。”太宗说：“朕有哮喘病，难道就不怕潮湿？但如果修建的话，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以前汉文想修建露台，因为怜惜十户百姓家产（而放弃这个想法），朕功德不及汉文帝，而比他还要奢侈浪费，难道是为人父母的道理吗？”所以再三上书，太宗就是不允许。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用华丽的装饰宫殿，游览、观赏池台，是帝王想做的事情，（也是）百姓不希望（帝王）做的事情。帝王想要做这些的原因是要享乐，百姓不希望的原因是（那样会造成他们）劳弊。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施行的话，那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的事情，实在不可以强加在百姓身上。我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件事都可以自己决定，如果能自我约束，如果百姓不想做，就能够顺应他们的情况。”魏徵说：“陛下本来已经爱民，每每约束自己来顺应百姓。臣听说：‘为别人着想的人能康健，以自私夺利为思想的人不能长存。’隋炀帝思想贪得无厌，只喜欢奢侈，主管官员一旦有大工程，稍不如意，就以严刑待之。上级喜欢的，下级就千方百计奉承，长此恶性循环，直到灭亡的一天，不是书中记载，陛下也亲眼目睹过。因为他（炀帝）暴虐，所以顺应天命让陛下取代。陛下如果能吸取教训，现在就不仅仅是这样了。如果不知足，就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太宗说：“爱卿所说的很好！不是你，朕怎么能听到这番忠言？”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近来读《刘聪传》，书中说刘聪准备给他的刘皇后建造华丽的宫殿，廷尉陈元达对此痛切地陈词，竭力劝谏刘聪不要这样做，刘聪听后大怒，命令把陈元达斩首。后来，刘皇后亲手写了奏疏替陈元达求情，在文辞和道理上都很恳切，刘聪的怒气这才平息下来，而且内心感到很惭愧。人们读书，都是要增长见识，使自己获得好处，我看这件事，可以作为借鉴。近来我想营建一座宫殿，并加造层楼，现在从蓝田采办的木料，都已齐备。但遥想起刘聪这件事，我就把这项营建工程停止了。”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说：“我听说，死是人生的终结，它让人回归到自然，葬就是收藏，要让别人不能再看到自己。上古的风俗，并没有堆坟树碑。只是到了后世，才在葬礼仪式上下工夫。有人讥刺葬礼奢侈，这并非是吝惜钱财，而是为了提倡节俭薄葬，避免贻害自己和子孙。所以，唐尧很圣明，死后葬在谷林，仅在坟边栽上树木作为标记。秦穆公是明君，去世后葬在橐泉，并没修筑高大的陵墓。孔子是孝子，他把双亲合葬在防这个地方，只有墓穴而不堆坟。延陵是慈父，他本可以在嬴、博两地之间埋葬他的儿子，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怀着长远的考虑，他要使儿子的尸体安然地埋于地下，而不是为了获得后世的赞美之辞。相反，吴王阖闾违背礼制，用珠玉做成野鸭大雁，作为陪葬。秦始皇荒淫无度，坟墓里有水银做的江河大海。季孙在鲁国擅政，他用玛瑙之类的美玉装殓尸体。桓魃在宋国专权，墓葬建造石椁。这些人都是因为在墓里埋藏了大量的财物而招致了灾祸，由于墓里有利可图而遭受折辱。有的坟墓在发掘之后，葬器都被焚烧在墓穴中，有的棺椁被打开，尸骸暴露在旷野。仔细思量往事，岂不让人悲哀。由此看来，奢侈的人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节俭的人可以为人师。我位居四海之尊，承接百王之弊，如果不明白如何教化百姓，睡到半夜都会为之恐惧忧虑。虽然现在丧葬的法规，在仪制中已经有详细的记载，对违礼的处罚，也在刑书中写明了，但是皇亲贵族之中依然有很多人还在沿袭着陈旧的习俗，民间很多百姓也在葬礼时奢侈靡费，伤风败俗，用厚葬来供奉死者，用高坟来表示孝道，衣衾棺椁，力求雕刻华丽，灵车冥器，也尽用金玉装饰。富贵人家破坏法度，相互炫耀，贫穷之家倾家荡产，彼此攀比，这样做有伤风俗，无益教化，造成的危害已经很深了，现在，对此应予惩治革除。凡王公以下，直至百姓，从今以后，希望各州府的官员严格检查，葬礼如有不遵照律令格式的，根据情节定罪。京城里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如有违反，要写下罪状上奏朝廷。”
　　岑文本担任中书令要职，但他的房宅却低下潮湿，没有帷帐之类的装饰，有人劝他买房置地，文本叹息道：“我本来只是汉水南边的一个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只是凭借一点文墨，就当上了中书令，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享受着这么高的俸禄，已经感到很惭愧了，还买房置地干什么呢？”听他这么说，劝他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
　　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但是家中贫困没有正室，他死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下令为他营造祭庙，又馈赠给他的家人丰厚的物资。
　　魏徵的住宅开始时没有正堂。一次他生病，唐太宗当时正要营造小型的宫殿，于是停下工，用这些材料为魏徵营造正堂，五天就完工了，唐太宗还派使者赠送给魏徵喜欢的素布被褥，以成全他节俭的志向。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凡是有兴土木的大事，必须以物资人力来衡量利弊。当初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的人力极为多数，而没有抱怨的人，顺应了力量，众人能享受建设成果。秦始皇营建宫室，但人民非常反对，因为（始皇）是为了满足其私欲，不和人民一起享受。朕现在想造一座宫殿，材木工具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事，所以打算放弃。古人曾说：‘不做没有益处的事，只挑有益的做。’‘不显耀可以引起贪欲的财货，免得搞乱人民清净的心思’。所以可知显耀财货，他的心一定被污浊了。就像雕镂器物，珠玉服玩，如果只知道享受它们，那么灭亡的时候就能数着日子到来了。自王公及之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若装饰过于豪华，便一切都停止供应并查处。”所以二十年来，风俗简朴，衣服没有锦绣，财产富饶，没有饥饿的坏情况。
　　贞观二年，公卿上奏说：“依《礼》中所讲的，六月夏日，可以居住在凉台，但是现在夏天暑气没有退却，秋天凉气刚刚开始，皇宫中非常潮湿，所以请求修建一座暖阁让您居住。”太宗说：“朕有哮喘病，难道就不怕潮湿？但如果修建的话，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以前汉文想修建露台，因为怜惜十户百姓家产（而放弃这个想法），朕功德不及汉文帝，而比他还要奢侈浪费，难道是为人父母的道理吗？”所以再三上书，太宗就是不允许。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用华丽的装饰宫殿，游览、观赏池台，是帝王想做的事情，（也是）百姓不希望（帝王）做的事情。帝王想要做这些的原因是要享乐，百姓不希望的原因是（那样会造成他们）劳弊。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施行的话，那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的事情，实在不可以强加在百姓身上。我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件事都可以自己决定，如果能自我约束，如果百姓不想做，就能够顺应他们的情况。”魏徵说：“陛下本来已经爱民，每每约束自己来顺应百姓。臣听说：‘为别人着想的人能康健，以自私夺利为思想的人不能长存。’隋炀帝思想贪得无厌，只喜欢奢侈，主管官员一旦有大工程，稍不如意，就以严刑待之。上级喜欢的，下级就千方百计奉承，长此恶性循环，直到灭亡的一天，不是书中记载，陛下也亲眼目睹过。因为他（炀帝）暴虐，所以顺应天命让陛下取代。陛下如果能吸取教训，现在就不仅仅是这样了。如果不知足，就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太宗说：“爱卿所说的很好！不是你，朕怎么能听到这番忠言？”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善事。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又有什么用呢？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赢得了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缘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食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卷七·崇儒学

　　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就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精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配享孔子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道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处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种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子监作教材使用。
　　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美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不勤奋于道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使本性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为美德。”

卷七·论文史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戒自己。”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语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褚遂良说：“常言道，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都会记住的。”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

卷七·论礼乐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87.aspx》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淫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卷八·论务农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奴才告主子谋反作乱，这条律令危害非常大，必须除掉。如果真有谋反，肯定不是一个人单独的行为。一定是和别人合谋策划的。许多人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得别人议论，怎么偏偏由奴才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是有奴才告发主子的案子，不要受理，全部下令将奴才斩首处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诏令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他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弼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张蕴古，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他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
　　古往今来，纵观横看，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事故生于疏忽，灾祸生于意外，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归罪于自己，施恩于百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制定音乐防止其放荡。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外出时戒备森严，回宫时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调整其宽严，依据日月星辰检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国家法度，声音就成了时代旋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美色会损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猎会放荡人心，贪稀有的财宝是奢侈，迷亡国的音乐为yín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魏文帝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他也不制止。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89.aspx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被众人指责的就加以处罚，被众人赞赏的就实行赏赐。打击邪恶整顿乱世，伸张正义昭雪冤案，所以说：好比是秤，它并不确定物体的重量，而物体用秤一称，轻重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好比是镜子，它并不赋予物体形状，但是物体在镜子前面一照，美丑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不要糊里糊涂，是非不分，也不要过分苛刻，以苛察为明。虽然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酿成的问题，虽然棉絮塞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心地宽广无所不容，神智超群无所不通。像洪钟，随着叩打者用力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满足。所以说：“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宁，王侯得以天下归心。”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寒暑有序；万物无为旧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和平安宁，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陛下顺应天意，力行淳朴之风；老百姓开始归附，但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要倡导道义，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对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基本国策要掌握，语言辞令有褒贬。让天下成为公有，让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网开三面祝告禽兽逃生以示仁慈，像舜帝那样弹琴颂诗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陛下顺就了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胆妄言，纷纷进谏。
　　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再说平时闲谈，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而在生气的时候，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的说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屡遭贬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说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过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刑法因此产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别人所受的欺骗不能得以申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高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乱而无措呢？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乱亡的根源，陛下都亲眼看见了。拿隋朝的物资、兵甲、人口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强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乱，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非细微深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乱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乱；在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出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吗？
　　要观察自己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吸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子砍树枝做斧柄，斧柄就在眼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这样，国家的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弄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欲，省却游猎之乐，停止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奸邪，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物，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进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爱惜点滴的财物，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励精图治以求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就会一呼百应，道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道还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淫逸的缘故。慎终如始，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自身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可不去深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精神却有点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俭，那就尽善尽美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
　　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其部下有人犯了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上奏。太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古代唐尧是大圣，他的儿子丹朱却非常不成才；柳下惠是大贤，他的弟弟盗跖却成了巨恶之人。他们以圣贤之训，以父子兄弟之亲，尚且不能使其子弟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去恶从善，现在要求刺史教化百姓都使他们走正道，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因此都给予贬降，恐怕今后都会互相隐瞒罪行，就发现不了罪犯了。因此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获罪，只令其明加查纠惩治，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之人。”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做铠甲的人千方百计使铠甲坚固，唯恐被人击伤；造箭的人希望箭头尖锐，唯恐不能将人射伤。为什么呢？他们只是各司其职，都希望自己称职而已。我常常询问司法部门刑罚的轻重情况，他们都说刑罚比前代宽大，但我仍然担心主管断案的官员以杀人为功，沽名钓誉，危害别人以抬高自己。现在我所担心的就在于此！应严加禁止，刑罚务必宽平。”
卷八·论赦令


　　贞观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天下无知的人多，聪明的人少，聪明人不会做坏事，无知的人却屡屡触犯法律。国家赦免宽宥的恩典，都是给那些不轨之徒设立的。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再赦宥罪人，好人都不想再发表意见了。’凡是‘保养稂莠之类的杂草，就会伤害到田中的禾苗，将恩惠施予奸邪的人就会伤害好人’。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触犯刑罚的一概不予赦宥’。还有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和陈元方、郑康成往来，常听到他们讲说治乱之道，他们已经讲得很齐全了，但从来不曾讲到赦宥。’因此诸葛亮治理蜀国，十年不赦，而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几次赦宥，终于导致倾覆败亡。这种谋求小仁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大仁的损害，所以我取得天下以来，绝不颁发赦令。如今四海安宁，礼义盛行，特殊的恩典，数不胜数。只怕赦宥会使无知的人常存侥幸之心，只想犯法，而不能改正过错。”
　　贞观十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家的法令，一定要简约，不可以一个罪名定很多种处罚条令。条款太烦琐，官员不能够完全记清楚，反而会生出许多奸诈的事端来，如果要开脱犯人的罪名，有人就会援引从轻的处罚，如果要把罪名硬加到别人头上，就会用从重的处罚。这对国家的治安非常不利。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审定条款，不要使各条款之间互相牵连。”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皇帝诏书的格式，如果不固定，恐怕会滋生出许多奸诈行为来。《周易》说‘像出汗一样发号施令’意思是说皇帝的诏书，像汗水流出身体，一旦发出就不可收回。《尚书》说‘谨慎地下达命令，命令一出就要坚决执行，不可反悔’。汉高祖时，国家并不富裕，萧何也是由小官起家，可制定出的律令，都整齐划一。如今我们应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不可轻易颁发诏书，格式也一定要小心审定，让它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长孙皇后生了病，日渐危重。皇太子承乾对皇后请求说：“所有的医药都用遍了，现在母后的尊体仍不能痊愈，请奏知父皇赦免犯人，超度一些人入道，以求上天保佑母后痊愈。”长孙皇后说：“生死都是命里注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如果行善修福能延长寿命，那我向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平素行善都无效，那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免犯人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不过是皇上有意识保留的一种外来宗教罢了。常怕做出有违事理体统的事情，现在怎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乱了国家的法度，不能按你说的办。”

卷八·论贡赋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从各地来朝廷进贡的使者说：“根据土地物产确定贡赋，以前已发布典章制度。本州所产，就充贡品。近来我听说有些都督、剌史追求声名，嫌本地的贡赋不好，就越境到外地寻求，各地相互仿效，成为习俗，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应该改掉这种弊病，以后不得再这么做了。”
　　贞观年间，林邑国向唐太宗进奉了白鹦鹉，这只鹦鹉非常聪明，能说很多人话，尤其善于应答，但它在应答之中，竟然经常流露出凄苦无助的言语来。唐太宗很怜悯它，把它交给使者，让使者将它放归于森林。
　　贞观十二年，西域的疏勒、朱俱波、甘棠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特产。唐太宗对各位大臣说：“如果天下不安定，南方的日南、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怎么会源源不断进入京城呢？我何德何能，能得到这样的礼遇。近代以来，能够统一天下，拓宽疆域，安定边关的，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但秦始皇残酷暴虐，到他儿子那一代就灭亡了。汉武帝骄傲奢侈，国运几乎被断送。我挥剑克群雄，远方异族纷纷臣服，天下太平，自认为功业不逊于这两位帝王。但是这两个帝王最后都穷途末路，不能保全自己。因此，我每天都害怕国家有危难，不敢有丝毫懈怠。只希望各位大臣直言进谏，匡扶朝纲。如果只是一味地赞美功绩，隐瞒过失，满朝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那么国家的危亡，就近在咫尺了。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将要攻打高丽，高丽官员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大唐进献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说：“莫离支杀害了他的国君，为天下所不容，陛下出兵讨伐他，悼唁他们的亡君，是为百姓洗刷国君被杀的耻辱。古人讨伐杀害君主的罪人，是不会接受罪人的贿赂的。春秋时，宋国宋戴公的孙子送给鲁桓公郜国制造的鼎，鲁桓公接受了，把它放置在大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进谏说：‘国君应该弘扬道德，杜绝邪恶，可是大王却在助长邪恶，损害道德，把受贿的物品供奉在大庙之中，文武百官如果效仿，该以何种理由处死他们呢？周武王战胜了商朝，把商朝的九鼎迁移到属地，遭到伯夷等义士的责备，更何况把犯上作乱者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大庙里呢？真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国君取法的典籍，如果接受不义臣子的物品和杀君的叛臣的贡奉，却不惩罚他们，该以何种理由向他们兴师问罪呢？我认为莫离支进献的白金不可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九年，高丽国王高藏和莫离支泉盖苏文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了两个美女，唐太宗对使者说：“我可怜这两个女子，她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孤苦无依，如果因为爱她们的美色而使她们伤心，那我不会接受。”于是把二人送还故土。

卷八·辨兴亡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读北周、北齐的史书，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齐主高纬非常奢侈，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以至于关隘市集，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百姓既已疲弊，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齐主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谁优谁劣呢？”魏徵回答说：“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齐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国家没有纲纪，以至灭亡。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国家的灭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齐后主要劣一些。”

卷九·论征伐

　　武德九年冬天，突厥颉利、突利二位首领率领二十万士兵，长驱直入到渭水便桥以北。他们派将领执矢思力入朝面见皇帝，执矢思力虚张声势地说：“二位可汗一共有兵马百万之众，现在已到了京师。”唐太宗说：“我已与突厥和亲，你们如今却背叛我，我无所愧疚，而你们为什么兴师京城，还自夸强盛？我要先杀了你。”思力吓得连忙请求饶命。萧瑀、封德彝等大臣连忙劝止，建议对他以礼相待，并将他遣返回突厥。唐太宗执意不肯，说：“不行，如果把他遣返，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害怕了。”于是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颉利听说大唐最近国内有难，又欺我刚刚继位。所以率军直逼长安城下，以为我不敢抵抗。我如果关闭城门自守，他们必定大肆践踏中原。局势是强是弱，在于今日的决策。我决定单独出城，以示对他们的轻视之意，并且炫耀我们的兵力，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出其不意，挫败他们的计划，制伏匈奴，在此一举了。”话毕，便骑马来到突厥兵驻地，隔着河对他们喊话，让颉利摸不清虚实。不久，大唐六军相继到达，颉利看到大唐兵力如此强盛，又得知执矢思力被囚禁，因而异常惊恐，于是请求签定和约，并很快撤了军。
　　贞观初年，岭南各州县上奏告发高州统帅冯盎、谈殿起兵反叛，唐太宗下诏令将军蔺謩调动江南、岭南几十个州县的士兵讨伐。秘书监魏徵进谏劝止说：“中原刚刚获得太平，天下疮痍满目。岭南地区又多瘴疠，山川险阻，士兵行军非常困难，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并且，冯盎如果真的造反，必然使中原地区不得安宁，他可以勾结南方少数民族，分兵据守险要之地，攻城略地，设置州府。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人上奏告他叛乱，为什么却不见他的一兵一卒攻出岭南呢？既然陛下还没派使者前去查明虚实，只听岭南地方官的一面之词，就去攻打他，恐怕不明智，现在如果派人去打探，弄清真相，必然不会兴师动众，还可以使他自己上朝述职。”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岭南地区于是避免了一次战火之灾。事后，一位侍臣上奏说：“冯盎和谈殿多年来一直相互作战，陛下只派了一个使者，就使岭南地区获得了太平。”唐太宗也说：“当初岭南的地方官盛传冯盎要叛乱，我决心讨伐。是魏徵上书劝阻了我，认为应该采取仁德的策略，不经过战争他必定会自己来朝说明情况。我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不动一兵一卒而岭南获得安宁，其效果真是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啊。”于是赏赐魏徵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主管大臣报告说：“南方的林邑国，上疏的言辞不恭顺，请陛下发兵讨伐他们。”唐太宗说：“出兵讨伐破坏性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所以汉光武帝说：‘每次发兵都会使我的头发变白。’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自取灭亡的。苻坚自恃兵力强大，发誓要吞并晋朝，一次就出兵百万之众，结果一举而亡。隋炀帝也一定要攻破高丽，多年征战劳役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终于死于小人之手。至于突厥颉利，几年来他多次进犯中原，部落成员被战事弄得疲惫不堪，终于也灭亡了。有这些前车之鉴，我怎能轻易出战呢？况且到南方作战，要翻越崇山峻岭，那里又流行瘴疠，如果士兵们被传染上，即使战胜了南蛮，又于事何补呢？何况，南蛮林邑只是在言语之间流露不满，又何必太在意呢？”于是决定不讨伐林邑。
　　贞观五年，康国请求归顺，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前代的帝王，很多都喜好疆域辽阔，以求为自己博得身后的虚名，这样做既对自己无益，也使百姓劳顿不堪。如果是对自己有益，但对老百姓有害的事情，我决不会做，何况是因为贪虚名而损害百姓的利益呢？康国如果归顺了我朝，他们有难我们就不得不援救。到那里要行军万里之遥，怎么可能不劳师动众呢？如果为求虚名而使士兵劳顿，我是不会情愿的。关于他们归顺的要求，我不接受。”
　　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讨伐高昌，把兵士驻扎在柳谷，侦察说：“高昌王麹文泰听说大唐兵临城下，非常害怕，不知所措，不久就病发身亡。过些时候他将被安葬，高昌的国民将齐集在一起，到时候用两千骑兵去袭击，定能一举拿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都赞同他的计策，侯君集却说：“皇上因为高昌骄傲轻慢，所以派我诛灭他们。如果趁他们国葬期间去偷袭，不足以表现大唐的威武，更不能表明我们是讨伐罪人的正义之师。”于是按兵不动，等他们葬礼结束了才出兵征讨，不久就平定了高昌。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将出征高丽，开府仪同三司尉迟敬德上奏说：“陛下如果亲征辽东，皇太子现在又在定州监国，东西二京是国库重地，虽然都设有官府、兵库，只有兵士把守，但终归很空虚，辽东又路途遥远，恐怕会出现隋炀帝亲征高丽时，杨玄感趁机起兵围攻东都的变故。并且，高丽乃边远的小国，何劳陛下亲自征讨。如果取胜，也不足以显示大唐的神勇，倘若失败，岂不贻笑世人？我请求陛下委派良将去征讨，自然可将他们摧毁。”唐太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是他的建议赢得了当朝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许。
　　礼部尚书江夏人王道宗跟随唐太宗征伐高丽，唐太宗命王道宗和李为先锋。他们渡过辽水，攻克了盖牟城之后，敌军大举进攻，军中有人建议挖深沟以求保险，等唐太宗到了，再慢慢攻打他们。王道宗坚决反对，说：“不行，敌军远道而来，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倚仗人马多，所以轻视我们。其实，一次战斗就可以摧毁他们。汉时，耿弇不把敌军留给汉光武帝处置。我们既然是先锋，就应当清除敌人，为陛下开路，等待他的到来。”李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道宗率领几百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径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加上李的接应，左右出击，大败敌军。唐太宗不久赶来，对他们大加赞赏和犒劳。王道宗在战斗中伤了脚，唐太宗亲自替他针灸治疗，还赐给他御膳。
　　唐太宗在他作的《帝范》一书里写道：“武器、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即使疆域辽阔，穷兵黩武也会使民生凋敝。中原虽然平静，但忽略战备百姓就会懈怠。民生凋敝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懈怠更不是御敌的策略。武装既不可完全解除，又不可经常使用。因此百姓农闲时，应讲习武艺，以彰显大唐的威仪；三年练兵，以辨别等级位次。所以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每次见到青蛙，都要下车跪拜，他说：‘即使是青蛙也有一腔怨气啊。’他礼敬怒蛙，终于成其霸业。徐偃放弃武功，依赖文德，后来周穆命令楚侯将他灭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越王加强武功，徐偃忘记战备。孔子说：‘不教民战事，是自我放弃，将国家拱手让给别人。’因此要知道，练习弓箭是为了安定天下，这就是用兵的作用。”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将征讨高丽，当时大臣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太平无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而陛下却要讨伐高丽，这是老百姓的隐患，我如果知道它的危害却不指出来，就会抱恨终生的。”于是上疏唐太宗：
　　我听说兵器不宜常用，而武力贵在消歇。当今，皇上的恩德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古代不能够攻克的国家，陛下无不所向披靡。纵观历史，成为中原祸患的，首推突厥，而陛下却能运筹帷幄，不下朝堂，就使突厥大小可汗俯首称臣。充当宫禁的宿卫，持戟于行伍之间，后来延陀鸱张的乱世枭雄，也败于大唐的神威之下，铁勒讲求信义，于是朝廷在那里设置州县。大漠以北，再也没有战争的尘烟。至于高昌在流沙的叛乱，吐浑在积石进退不定，陛下只派遣了一个偏师，就将他们一一平定。高丽人历代叛乱，没有谁可以征服。陛下怪罪他们谋反作乱，杀死国君，鱼肉百姓，亲自统率六军，进伐辽东，向他们兴师问罪。不过一旬，就攻克辽东，前后俘虏的敌军，达到十万之多，把他们发配到各州充军，都人满为患。洗刷了过去的耻辱，掩埋了阵亡将士的遗骨。与古代帝王的功德相比，陛下胜过他们何止万倍。这是陛下都很清楚的，我不必多说。
　　陛下仁德散布四方，孝敬之德齐于高天。看到四邻外族将要灭亡，就能估算要几年的时间，因此，即便在万里之遥的边关也能决断军务。陛下决策于万里之外，却能稳操胜券。在士兵中提拔将士，在凡夫中选择俊才。即使是远方异族的一个使者，陛下也能过目不忘，更何况一个小官的名字，陛下只要询问一次就能记牢。陛下一箭可以射穿七札，六钧重的弓可以一下拉满，加之陛下喜欢阅读古代典籍，著述文章，书法超过钟繇、张芝，文笔胜过贾谊、司马相如。陛下文风劲健，作文章自然文采飞扬，下笔如神。陛下对百姓仁慈宽厚，对群臣注重礼数，能倾听逆耳的忠言，好生恶杀，禁止过度捕杀鱼类和牲畜，恩德普及自然万物。陛下不惜屈尊，亲自为被流箭射伤的大将军李思摩吮血，亲自到魏徵的灵堂祭拜，为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痛哭，哀恸之情震动六军。还亲自背柴填充道路，此情足以感动天地。陛下重视黎民的生命，细心审察各种案件。我心智愚钝，有何资格谈论陛下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只是略表自己的无限爱戴崇敬之情罢了。
　　《周易》上写道：“知道前进也应知道后退，知道生存也应知道死亡，知道获得也应知道失去。”还写道：“知道前进和后退、生存和死亡的道理，而不失分寸尺度的，只有圣人啊。”因此，前进之中包含着后退的因素，生存之中隐藏着死亡的阴影，获得之中存在着失去的可能，我之所以为陛下担忧的原因，正在于此。《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困顿。”我认为，陛下的威名功德，已经很高了，开拓的疆域，已经够广阔了。高丽国，乃边远的异族，不可以用仁义对待他们，不可以用常理来要求他们。自古以来，把它当做鱼鳖来畜养，应该对它缓简略些，如果一定要灭绝这一族类，我非常担心，它会像野兽被逼得无路可走时那样拼死反扑。陛下每次处决死囚，一定要让三番五次地奏报，并且吃素食、停音乐，都是因为人命关天，感动了陛下的圣慈之心。况且，现在的士兵，没有谁有罪过，无缘无故让他们投身战火之中，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这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实在是天底下最惨痛的事情啊。并且，兵器是凶险的用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动用。如果高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陛下要诛杀它是可以的；如果它侵犯了百姓，陛下要灭掉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也是可以的。如果其中有一个理由成立，哪怕一日杀一万个敌寇，也不值得内疚。可是现在三条罪状都不成立，却要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对内为其旧主雪冤，对外为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吗？
　　但愿陛下遵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发恩降诏，顺天布泽，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烧掉战船，停止征兵，这样各民族人民自然庆幸，远近都得安宁。为臣年老多病，活不了几天了，遗憾的是不能对国家做出微薄的贡献。在此谨尽最后一点心意，权且作为为臣死后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如果陛下垂恩，听得进老臣临终的话，那么为臣死有何憾呢？
　　太宗看了这篇奏书，感叹道：“此人病危到这种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虽然没有接纳，但还是认为他的意见是治国的善策。
　　贞观二十二年，朝廷战争频仍，又大兴土木，老百姓感到不堪重负。宫中的女官充容徐氏上疏说：
　　贞观以来，二十多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国家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没有饥荒的祸患。过去，汉武帝沿用汉文帝休养生息的制度，但后来还是到泰山封禅，把功业敬告上天；齐桓公，是一个小国的平庸之君，也行封禅之事，以显示他们的文治武功。希望陛下不要居功自傲，有大功而不居，有大德而能让。亿万人民仰戴，仍未行告成的大典；云亭二山待谒，仍未肯亲行祭天的仪式。这样的功德，足以光辉万代，流芳永久。然而古人说：“天下虽然太平，但不可放纵情欲。”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古来圣哲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就可以明白功业盛大的人容易骄傲，善始容易善终难，愿陛下使它容易保持。
　　我看见，近年来战火不断，东边有辽海之战，西边有昆丘之役，士兵、战马都苦不堪言，战船兵车也很艰难地在运转输送。并且征途迢迢，将士赴边和离开战场，都怀有生离死别的切肤之痛。并且路途坎坷，风高浪急，人员和粮米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一个农夫辛勤耕种，一年不过有几十担的收成，可一遇到翻船，顷刻间几百担粮食就会化为乌有。这就等于把有限的收成填入无边的大海，贪图未到手的胜利反而丢失了自己的人马。虽然铲除顽敌是国家的职责，但穷兵黩武，也是先哲们极力避免的。过去秦始皇吞并了六国，可是却加速了他自身的灭亡；晋武帝拥有三方之地，却转眼败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放弃仁德、轻视国家、图谋利益、忘记祸患、放纵恣情的结果吗？所以天地虽大也不能挽救其灭亡，劳苦百姓因无法生活而群起造反。因此，国土广袤并非就是国家安宁的保证，人民劳顿是国家动乱的源头，希望陛下对老百姓施加恩惠，减轻他们的劳役负担，让老百姓享受到朝廷恩德的雨露。
　　为妾又听说治政的根本贵在无为。私下以为土木工程不可连续不断地进行。北边门楼刚建好，就在南边建翠微宫，没过多久又要建玉华宫，这不只是浪费材料，对人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虽一再表示建筑要低标准力求俭约，还是需要伐木采石，即使用官费雇工，也不免烦扰百姓。要知道简陋的宫室和粗淡的茶饭是圣明的君主所安心受用的，而金碧辉煌的殿堂只有骄逸的君主才认为是美丽的。所以有道的君主是以休养生息使百姓安适；没有道德的君主是以淫乐享受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愿陛下使用民力有所节制，那么他们的力气就不会用完了，在用了力气之后给他们以休息的机会，那么他们心里就会感到高兴了。
　　珍奇的玩物和浮华的技巧就像是使国家败亡的刀斧，珠玉的摆设和华丽的服饰就像是使人心惑乱的毒酒。为妾发现陛下的衣服和玩物应有尽有，而且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别人进献的奇珍异宝玲珑剔透，犹如神仙制造的一般。虽说竞求华丽为时俗所难免，实际上却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尚。要知道漆器并不是产生叛离的东西，夏桀加以制造却导致了民心离叛，玉杯也不是招灾惹祸的东西，商纣加以使用却导致了国败身亡。经验证明，奢侈华丽的苗头，不可不加以遏制。再说创始时节俭，还唯恐其后流于奢侈，创始时就奢侈，那将如何制约后代？为妾伏地而想，陛下明察秋毫，高瞻远瞩，深入钻研古代典籍，虚心征询儒林学士。千王百代治乱安危的踪迹，兴衰存亡得失成败。的原因，无疑也已包含于心中，循环于眼前，为陛下所早已洞察，用不着为妾再说什么。只是知道这个道理并不困难，但实行起来却很不容易。往往是因为功业卓著而志趣骄逸，天下太平而贪图享乐。希望陛下克制己欲，善始慎终，改掉小毛病以光大道德，用今天的优点取代以前的过错，这样，陛下的英名就可以与日月齐辉，大业就可以与乾坤共存了！
　　太宗非常赞赏这些意见，特地厚加赏赐。

卷九·论安边

　　贞观四年，李靖打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统属的部落很多都归顺了大唐，于是，唐太宗下诏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说：“请陛下仿照东汉建武年间把降服的匈奴安置在五原郡边塞附近的办法，把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这样做，既可以保留原有的部落编制，作为中原的屏障，同时又不让他们远离本土、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以便实行抚慰政策。如此，一来可充实空虚的边塞，二来可体现朝廷对他们没有猜疑之心。我认为，这才是包容养育他们的正当办法。”太宗对温彦博的建议很是赞同。秘书监魏徵却坚决反对说：“匈奴自古以来从未这样惨败过，这是上天要诛杀他们，也是陛下神武的表现。他们世代与中原为敌，与老百姓结下了数不清的仇怨，陛下鉴于他们乃主动受降，因此没有将他们处死。依臣之见，应当把他们发配到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秦汉时，他们是中原政府的祸患，所以当时朝廷常常派猛将去攻打他们，收归他们在黄河以南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陛下如今让他们在中原内地居住，并且降兵达几万，乃至十万之众，几年以后，他们的人数还会成倍增长，让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离京城如此之近，将来可能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千万不可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温彦博反驳说：“天子对于万事万物，不管天上飞的，还是地上长的，只要归顺，都应该收养。如今突厥兵败，余部前来归降，如果陛下对他们不加以怜悯，反而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天子的胸襟。我虽愚钝，但却认为陛下不应采取抑制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应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常言道：让濒临死亡的人活下去，要常怀仁爱之心，那么终将不会有叛乱发生。”魏徵据理力争地说：“晋朝取代魏国的时候，胡部落常常在周边地区活动，江统劝说晋武帝把他们逐出塞外，晋武帝不听，几年之后，胡部落势力大增，将很多地方据为己有，前车之鉴不远。陛下如果采纳温彦博的意见，让他们居住在黄河以南地区，将养虎为患，贻害无穷啊。”温彦博又说：“我听说，圣人之道无不通达。突厥的残余部落，前来投奔我们，以保全性命。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内地，传授给他们礼教法令，选拔他们的首领，派卫兵驻守那里，让他们畏惧大唐的威严，感激大唐的恩德，这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汉代光武帝在位时，让突厥的单于定居内地，成为汉朝的一位藩王，历经整个汉朝时期，突厥都不曾叛乱。”稍停片刻，他继续说道：“隋文帝兴师动众，耗尽了国库，扶持突厥可汗，让他回到旧地，后来可汗背信弃义，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企图谋反。现在，陛下仁慈宽厚，听凭他们的意愿，无论是河南、河北，任由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另外，突厥部落众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酋长，他们内部不统一，力量分散，怎么会对中原政府造成危害呢？”给事中杜楚客与温彦博同一阵线，说：“北方异族人面兽心，难以感化，用武力容易使他们臣服。现在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黄河南，靠近中原政府，长此以往，必有祸患。至于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困一事，虽是因为突厥背信弃义所致，隋炀帝昏庸无道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原的衰败灭亡，怎能归咎于中原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认为让他们复兴而种下祸根是没有道理的。少数民族不会扰乱华夏民族，这是先哲们总结的经验。让快要死亡的人活下去，让行将灭绝的东西延续下去，这是古代圣贤通行的原则。臣恐怕如果不遵照古训，大唐将难以长久啊。”唐太宗听后，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许，于是对异族采取怀柔政策，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唐太宗采纳温彦博的策略，从幽州至灵州，设置了顺、佑、化、长四州安置归顺的突厥部落，从这以后，到长安定居的突厥人达万家之多。
　　自从突厥颉利兵败后，凡有突厥部落的首领前来归降，大唐政府都把他们封为将军中郎将，在朝堂上，突厥五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一百多人，与大唐自己的官员几乎各占一半。突厥各族中，只有拓跋氏没有归顺，唐太宗派人前去招安，使者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认为这样做徒劳无益，只会白白地消耗财物，于是上疏说：“我认为，要安抚边远地区的人，首先应当使内陆的人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方边境的少数民族，犹如树上的枝叶，如果用破坏树根的办法来使枝繁叶茂，那么，要想树木长期存活下去，恐怕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以教化中原为根本方针，以驾驭夷、狄等少数民族为权宜之策。所以《春秋》说：“戎、狄这些少数民族犹如豺狼虎豹，不可让他们满足；华夏民族是近亲，不可将他们遗弃。”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国泰民安，老百姓生活安乐，兵力得到了加强，四方少数民族俯首称臣。如今朝廷招安突厥，对他们加官封爵，我认为这样做太浪费国家的财资，而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黄河以西的百姓，是抵御强悍少数民族的前哨。那里人烟稀少，凋敝萧条，加之隋末的战火，老百姓遭受的损失尤其严重，在平定突厥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安居乐业，匈奴被削弱之后，才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役使他们，恐怕会使他们元气大伤。臣固然愚钝，但还是请求陛下停止安抚劝降。并且，古人说，对于落荒而逃的人，即使前来称臣也不要接纳。在周朝，王室爱抚百姓，但同时也抵御少数民族，所以延续了八百年的帝业；秦朝对抗击胡人不以为然，所以四十年就短命了；汉文帝畜养兵士以待变故，所以天下安宁富庶；汉武帝神武鹰扬，对少数民族连年征伐，致使劳民伤财，国内空虚。后来虽然有轮台之悔，但已追悔莫及了；隋代，在得到西域的伊吾、鄯善之地后，国库也几乎消耗殆尽，于国于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如今，远有秦、汉的教训，近有隋代的前鉴，异族的动静变化，可谓清晰可见。伊吾虽已是大唐的附属地，但它远在边关荒漠之地，那里的人非华夏之族，土地也多荒漠沙丘。对于主动称臣的，请陛下对他们严加约束，让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他们必定对大唐心怀畏惧又感恩戴德，永远做大唐的藩臣。所以对他们实施恩惠是虚，让老百姓享受太平是实。近来一有突厥人归降，朝廷就赏赐给他们布五匹，袍子一件，酋长归降，还要加官晋爵，享受极高的俸禄，这样做太浪费了。把中原百姓上缴的租税，供养这些凶恶顽固的俘虏，让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这对中原是非常不利的。”唐太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贞观十三年，太宗亲临九成宫，突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地里纠结部众，并支持突利可汗的儿子贺罗鹘乘夜偷攻太宗的御营。事情败露后，他们都被捕获并斩首。太宗从此不再信任突厥，并后悔把他们的部众安置在内地。于是将他们遣送回黄河以北地区，让他们在原来的定襄城建立官署，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此来统率他们。事后，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中原的百姓，实在是天下的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如同枝叶一样，损伤了根本，却想枝繁叶茂，国家长治久安，是绝不可能的。当初，我不接受魏徵的建议，因而感到劳费一天比一天严重。我考虑不周，差点失去了长治久安的好方法。”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唐太宗想在高昌设立州县。魏徵反对说道：“陛下当初刚登上皇位的时候，高昌王最先来朝谒，后来经商的胡人多次告发高昌王不向朝廷进献贡奉，加上他们对大国的使者不以礼相待，终于获得罪名。如果朝廷只对高昌王麹文泰一人定罪，也还合情合理。依臣之言，不如安抚他的臣民，拥立他的儿子。常言道：处罚有罪之君，安抚他的百姓，让威名和仁德播散到遥远的边关。这是最好的治国安边之策。现在如果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立州县，必须经常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那里守卫，并且几年要更换一次人马。每次换防，士兵们都往来奔波，死于劳顿的不计其数。士兵们还要添置衣物，离别亲人，饱受背井离乡之苦。十年过后，甘肃以西的地区肯定会人财空虚，而陛下始终得不到高昌一把谷子，甚至一尺帛布的援助。这其实是拆散有用的东西，去侍奉无用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唐太宗不听他的意见，仍在高昌王的土地上设置西州属地，定西州为安西都护府，每年调派一千多人马驻守该地。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假设张掖郡战火飞扬，酒泉郡烽烟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给一个人的粮米来增援吗？必须调发陇右各州军队，攻击敌人。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自己拥立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劝谏过我的人呢？”

卷十·论行幸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大肆营建宫室，以便纵情游乐，从西京到东都，沿途离宫别馆随处可见，并州、涿郡，也无不如此。驰道有几百步宽，两边还种上树作为装饰。百姓无力承担徭役和劳役的重负，相继起来反抗。到了隋朝末年，隋炀帝已经众叛亲离，连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不再属于他了。这样看来，多营宫室，喜爱游乐，有什么好处呢？隋朝从兴到亡我都经历过，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事，这样的教训，应该深以为诫啊！因此，我不敢随便动用人力，只想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发生叛乱才好。”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洛阳宫，在积翠池上泛舟，环顾身边的侍臣说：“这里的宫苑、台榭都曾是隋炀帝建造的，他生前驱使万民，为他修筑精雕细刻的宫室，丝毫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并且他还喜好到各地巡游玩乐。耗资巨大，老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95.aspx经》云：‘哪里的草不枯黄，哪一天不赶路啊？’‘远远近近东方国，织布机上都空空。’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啊。隋炀帝的荒淫导致天下人的怨恨和叛乱，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现在，他的宫殿完全归我所有了。隋代灭亡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君王无道吗？其实他的臣子们也不忠良。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些人，他们身居高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被皇帝委以重任，但他们只知道行小人谄媚之事，扰乱视听。这样要使朝廷不危亡，怎么可能呢？”司空长孙无忌上书说：“隋代灭亡的原因在于君王杜绝忠言，臣子苟且偷生，上下都有过失。开始不纠偏改过，后来反叛势力日渐猖獗，也没人敢把实情说出来。因此，隋朝灭亡不在天意，而是君臣之间不相互扶持所致啊。”唐太宗说：“我和各位大臣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得到江山的，因此我们应该弘扬大道、移风易俗，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魏徵等大臣说：“隋炀帝在继承隋文帝基业的时候，海内升平，如果他能长期住在关中，怎么可能遭致灭亡呢？可是后来他不顾百姓的疾苦，到各地去行幸巡游，没有归期。最后索性住在江都，不听从董纯、崔象等大臣的忠言，最终不仅自己死于叛臣之手，也断送了江山社稷，还留下笑柄让世人感叹评说。虽然帝运的长短，是天意决定的，但是祸福善恶，也在于人事。我每每想到这些，都认为若要国家太平，君臣相安无事，君主一旦有了过失，臣子就一定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我对你们提出的意见，虽然不能当时就采纳，但在我反复思考之后，必定会选择好的意见加以采纳。”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东巡，即将进入洛阳，下榻在显仁宫，宫里的侍从因为侍候不周，受到很多责罚。对此，侍中魏徵向唐太宗进谏，说：“陛下如今到洛阳，是因为以前在战争期间这里遭到了祸殃，陛下希望这里获得安宁，所以对洛阳的百姓施以特别的恩惠。但事到如今，这里的百姓非但没得到眷顾，相反，显仁宫的侍从还受到了很多无辜的责罚。他们有的是因为进献的物品不精致，或者因为食物不甘美而受罚。这可能是因为陛下不知足，太奢侈造成的。这样做不仅违背了巡游的初衷，也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过去，隋炀帝命令下人多多进献食物，只要食物不丰美，就要受到责罚。上面有什么样的喜好，下面必定会加倍效仿，这样下去，人就会变得贪得无厌，最后走向灭亡。这不只是史书所载，也是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正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所以上天才委派你来代替他。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凡事从俭，以前人的风范为楷模，来告诫子孙后代。如果陛下意足了，那么现在就能感到满意，反之，即使比现在好过千倍万倍，也不会感到满足的。”唐太宗听后大惊失色，说：“没有你，我绝不会听到这样的诤言。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卷十·论畋猎

　　秘书监虞世南因为唐太宗喜欢打猎，就上疏说：“我听说秋冬两季打猎，是历来的传统，射杀猛兽，追遂飞禽，前人已有训诫。陛下在批阅奏章，临朝听政之余，亲自驾着打猎的车子，到凶禽猛兽出没的森林洞穴之中，猎杀凶残的动物，保卫黎民百姓，用动物的皮毛，制作兵器。打猎成功后，让旗帜高高飘扬，以显示赫赫国威，这是在遵循古代先王们传下来的规矩。然而陛下乃天下最为尊贵的人，陛下出行打猎，百姓仰慕你的圣德，牵挂你的行踪，这怎不叫万民揪心，所以陛下应当谨慎行事，保重自己，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汉武帝好猎熊，司马相如上疏力谏，武帝于是打消了此念。吴主孙权好射虎，张昭晓以利害，吴主也接受了意见。我虽人微言轻，但也要尽到臣子之职。自然无情，死亡的禽兽已经很多了，陛下对狩猎进行嘉奖，浩大的皇恩也已为老百姓所知。臣只希望陛下存放好猎车和器具，采纳臣下的意见，把脱衣露体的事让臣子去做，那么就可以为王者之楷模，永载史册了。”唐太宗听罢，对他的意见深表赞许。
　　谷那律担任谏议大夫的时候，曾跟随唐太宗外出打猎。途中遇上大雨，唐太宗问谷那律：“油衣该怎么做才不会漏雨呢？”谷那律回答说：“如果用瓦来做，肯定不会漏雨。”言下之意是希望太宗不要经常游猎。唐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赞赏，赏给他帛五十段，外加一条金带。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过去到怀州去，有人上书说：‘为什么总是差遣山东的劳工到宫里修造苑囿呢？当今劳役之重，已经和隋代不相上下了。怀州、洛水以东的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了，而皇上还时常到那里去打猎，真是一个骄奢的君王啊。今天皇上又到怀州来打猎，看来皇上是听不进忠言的。’一年四季出行打猎，是古代帝王常有的礼数，今日我到怀州，对老百姓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干扰。凡是上书提出意见的，一般我都采纳，臣子贵在能直谏，君王贵在能改正。但如今这样的诋毁，像是在诅咒我啊。”侍中魏徵说：“朝廷广开言路，所以上书提意见的人众多。陛下亲自批阅奏书，是希望采纳好的意见，侥幸大胆上书的人也因此得以把他们的一点浅见告知陛下。臣子向国君提意见，必须言语委婉，措辞得体，借此以讽彼。汉元帝曾到宗庙去祭祀，想从便门出去，再乘楼船到宗庙。御史大夫薛广德挡住去路，站在汉文帝乘坐的马车外，摘下官帽，说：‘陛下应当从桥上经过，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话，我就自尽，让我颈中的鲜血玷污你的车轮，使你进不了宗庙。’汉文帝很不高兴。光禄卿张猛说：‘我听说如果君王圣明，那么臣子就会忠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明的君王不会冒无谓的危险，好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汉文帝于是就从桥上经过。从这点看，张猛真可算是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啊。”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到同州的沙苑去打猎，他亲自射杀猛兽，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特进魏徵上书说：“《尚书》上赞美周文王不沉溺于打猎，《左传》中载有虞人进谏，说夷、羿太喜欢打猎，应该深以为戒。过去汉文帝骑马来到峻坂，想飞驰而下，大臣袁盎紧紧抓住汉文帝的马辔说：‘圣明的君主不冒失、不侥幸，现在陛下骑着骏马，在情况不明的山坡上飞驰。如果马受惊吓，车子失灵怎么办？陛下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待？’汉武帝也喜好猎杀猛兽，司马相如进谏说：‘力气大如乌获，射箭快捷如庆忌这样的人的确有。可是同样的，凶残的野兽也不少。如果在险恶之境突然窜出猛兽，即使有乌获、逄蒙的本领也无计可施。皇上打猎虽然有很多人保护，但这种事情终非帝王所为。’孝元帝到效祀之地打猎，意犹未尽，想留守在猎区继续狩猎，臣子薛广德说：‘如今关东一带非常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的数不胜数。这个时候陛下留在这里打猎，是在自撞使秦国覆没的丧钟，歌唱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啊。这样做将使士兵疲于奔命，随行的官员劳顿不堪。要想江山永固，为什么要靠猎杀老虎来获得呢？望陛下三思。’我提到的这几位帝王，他们都心非木石，难道就偏偏不喜欢骑马打猎的欢娱？其实，他们只是能割舍私情，控制自己，听从臣下的意见，一心为国，不为己而已。我听说陛下驾车出去，亲自捕杀猛兽，早出晚归。陛下如此尊贵之躯，在荒野里跟踪野兽，深入森林，出没于茂草之中，恐怕非万全之策。我希望陛下舍弃娱乐的私情，上以国家江山为念，下以安慰臣子的担忧之心。”唐太宗听后，面露愧色，说：“昨天打猎的事纯属偶然，不是有心那样做的，从今后我要牢记此事并以此为诫。”
　　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准备去栎阳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因为十月农村庄稼收割还未完毕，这个时候君主出游打猎不适宜，便赶紧前往太宗一行停驻的地方，呈上了一篇奏疏，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被他的言语所打动，就此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卷十·论灾祥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近来见人议论，认为上天呈现吉祥的征兆是美好的事情，频频上表庆贺。而我认为，只要天下太平，家家户户富足美满，即使上天没有祥瑞之兆，也可比尧、舜的清明之治了。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夷狄等少数民族又侵犯中原，纵然满街都长着芝草，苑囿中有凤来栖，这样的时代与桀、纣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听说后赵石勒称帝的时候，有个郡县的官员点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故意制造祥瑞，难道石勒就可因此被称作明君吗？另外，隋文帝最喜欢祥瑞。他叫秘书监王劭穿着特异的衣服，戴着奇怪的帽子，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洗手焚香，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读《皇隋感瑞经》。我过去看到这些人为制造祥瑞之兆，觉得可笑之极。身为国君应当治理好天下，以此来赢得百姓的拥戴。尧、舜在位时，百姓像对待天地那样敬重他们，像对待父母那样爱戴他们。不管什么事情，百姓都乐意去做，他们发号施令，百姓都乐意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祥瑞之兆啊。从今以后，各州府如果发现有祥瑞之兆，就不要再上报朝廷了。”
　　贞观八年，陇右一带发生山崩，大蛇时常出没。另外，崤山以东及江淮地区也常常发生洪灾。唐太宗向大臣们询问此事，秘书监虞世南说：“春秋的时候，梁山崩塌，晋国国君召集大臣伯宗查问原因，大臣伯宗说：“山川是国家的主脉，如今山崩溃，河断流，大王现在应该不再奏乐、不穿华丽的衣服，乘坐没有文饰的马车，用钱币拜祭梁山。”梁山，是晋国属地，晋国国君采纳了这个意见，果然事后再无灾害。汉文帝元年，齐、楚之地有二十九座山在同一天崩溃，洪水泛滥。汉文帝下令周围的郡国不再向朝廷进献供奉，又向老百姓施加恩惠，远近之地的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不久，灾害自然消失。后来汉灵帝时，有人在皇帝的御座旁发现了一条青蛇；晋惠帝时，在齐地发现了一条长三百步的大蛇，这条蛇经过集市进入朝堂。一般来说，蛇应当生活在杂草丛生的荒野，而这条蛇却进入了集市、朝堂，所以大家都非常奇怪。现在有人在大山、大河边发现了蛇，深山大河必潜藏着龙蛇，这是自然现象，实不足为怪。另外，山东普降大雨，虽是寻常之事，但时间持续过长，恐怕民间有冤情，应当重新审理官司，或许可以顺从天意。而且邪不压正，只要修炼道德就可以使灾害自然消失。”唐太宗觉得此话有理，于是就派使者到灾区赈济灾民，采用宽大为怀的政策重新审理官司，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
　　贞观八年，有彗星出现在南方，此彗星长六丈，足足过了一百多天才消失。对此，唐太宗对侍臣说：“天上出现了彗星，是提醒我的德行有亏缺，这是什么凶兆呢？”虞世南说：“过去齐景公看见彗星，就问晏子是何原因。晏子说：‘主公挖掘池塘唯恐不深，修筑台榭唯恐不高，实施刑罚唯恐不严，所以上天就呈现彗星，这是对主公的警戒呀！’齐景公非常畏惧，于是就修养道德，十六天之后，彗星就陨落了。陛下如果不加强仁政，虽然境内屡次出现凤凰之类的祥瑞之兆，终究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即使有灾害变故，也不会损害陛下的圣德。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自己功高盖世就骄傲自大，也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已久就放纵逸乐。如果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德治，即使天上出现了彗星也不足为惧。”唐太宗说：“我治理国家，自诩没有犯过齐景公那样的过失。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创业，北面灭掉了武周，西面铲平了薛举的势力，东面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这些乱世枭雄。二十四岁时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登上帝位，四方少数民族臣服归顺，海内升平，百姓安乐。自认为力挽乱世之狂澜，古来英雄无人可比，所以志得意满，傲视古今，这是我的过失。如今上天显示了征兆，这是在警告我啊！昔日，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但他们骄奢淫逸，所以功亏一篑，在历史上如过眼云烟般迅速消失了。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每每想到这些，不觉胆战心惊，我是怕重蹈前人的覆辙。”魏徵说：“我听说历代的帝王没有谁没见过灾变，但只要能加强仁政和修养，灾变自然会烟消云散。陛下因为上天有变故，便能有所警觉，反复思考反省，境内即使有灾害，其实也算不上是灾害了。”
　　贞观十一年，天降大雨。谷水河泛滥成灾，冲毁了洛阳城门，淹进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坏宫寺十九处，淹没民房七百多家。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是我没有德行，所以皇天才会降灾。大概是因为我视听不明、刑罚失当，才使阴阳错乱，雨水反常吧。现在是应该抚恤百姓，反省我自己的过失的时候了，我还有什么心情独自安享这些珍馐美味呢？传我令，停止供应肉类食品，只进蔬菜素食。另外，让文武百官都上书奏事，畅言政事得失。”不久，中书侍郎岑文本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听说创业于乱世，是非常困难的；要守住已有的基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君王只有居安思危，才能巩固基业：要有始有终，才能将基业发扬光大。如今虽然已经天下太平，但大唐是在战乱中创业的，长期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百姓死伤无数，田地得到开垦的也很少。虽然贞观以来朝廷实施了很多仁政，但战争的创伤非一时半刻可以平复；如今朝廷的道德教化已遍及天下，但老百姓依然很贫困。古人把治国比喻为种树，培育的时间越长，树木越枝繁叶茂；如果培植的时间不够，根基不稳固，虽然为树添上肥沃的黑土，让春天和煦的阳光照耀它，但只要有人摇动树木，树木必然会折断并枯萎。现在的老百姓，就像培植不久的树木。如果常常对百姓进行含养体恤，那么他们就会恢复元气；只要有劳役，他们就会气息奄奄；过多消耗民力，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就会怨声载道；怨声载道恐怕就会产生背离叛乱之心。所以舜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国说：“百姓把命运寄托在君王身上，所以君王可爱。君王治国无道，百姓就会反对他，所以百姓可畏。”孔子说：“君王像船，百姓像水。水可以使船浮起来，也可以使船沉没。”所以自古以来，君王在天下太平之后内心的忧患并没有消除，反而一日比一日更谨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希望陛下能通晓古今之事，体察政治的得失，上以国家为重，下以苍生为念，公正地选举官员，慎重地实施赏罚，提拔贤才，斥退庸人。清楚自己的过失并加以改正，从谏如流。用人不疑，言必有信。修养上，能无为无欲，修持心性，免去游宴畋猎的欢娱；去掉奢侈，一切从俭，节省大兴土木的费用。政治上，应崇尚清静，不要无休止地开疆拓土，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但也不可忘了军备的必要。以上几点，是治国应当坚持的原则，陛下自己也在身体力行。我不才，只希望陛下能持之以恒，使国家像三皇五帝时一样兴盛安定，万世流芳。即使出现桑穀那样的妖孽，有龙蛇兴妖作怪，鸡飞到鼎上鸣叫，晋地的石头会说话这样的怪事，也会转祸为福，化凶为吉，何况雨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阴阳变化的常事，怎么可以说是上天在谴责陛下，而让您如此不安呢？古人说：“农民劳动而君子抚养他们，愚昧的人发表议论，聪明的人择善而从。”臣妄自陈述肤浅之见，冒死进言。
　　看了这篇奏疏，唐太宗认为非常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卷十·论慎终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长期教化天下，他们当政时假如国家内部安定，那么必定就会有外乱骚扰。而如今远方外族归顺我朝，天下五谷丰登，盗贼不起，国家内外宁静。这绝非我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实在是有赖于各位大臣的鼎力辅佐啊。然而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明知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是难能可贵。”魏徵深表赞同，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君主和大臣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有时君主圣明，而臣下不贤；有时遇上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天下太平，假如当初大唐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想广施教化和仁义，要想促成今日之美政，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国家升平，但是臣等还不敢就此坐享太平，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君主想做好事的，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本是泅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起初他能够救危难诛暴秦，所以成就了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在位的时间再延长十几年，他肯定会因放纵逸乐而陷于衰败，不能保住他当初创下的功业。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汉惠帝本是嫡长子，他温恭仁孝，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汉高祖被爱姬的儿子所迷惑，想另行废立；萧何、韩信，是汉代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可是萧何曾被无端打入大牢，韩信也无缘无故遭到贬黜，最后被诛杀三族，其余功臣像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谋反叛逆。汉初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逆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戒自己，以激励自己将治国政策贯彻到底。”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各位公卿大臣说：“我继承帝业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如今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归顺了，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致吗？其实这是得益于各位大臣的辅佐之功啊！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始善终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们大唐的丰功伟业、恩德福祉流芳百世，泽被四方，使数百年之后的人读到大唐的历史，无不为我们灿烂辉煌的业绩而赞叹不已。难道历史上就只有周代、汉代以及光武、明帝的功绩才称得上是万世的楷模吗？”房玄龄说：“陛下雄韬大略，功德无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今天天下太平，这是你的圣德，我们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有始有终，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唐太宗又说：“我时常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平定乱世的君主年龄一般都超过四十岁，只有光武帝年仅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起兵征战，二十四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就做了天子，这是当今武功胜过古代的缘故。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没有时间读书，所以贞观以来，我一有时间就阅读书籍，可谓手不释卷。我谨记以史为鉴的古训，从古代圣贤书中，我知道了风化的根本，政治的关键。依此施行了几年，天下终于获得了治理。如今民风淳朴，子孝臣忠，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文化胜过古代的缘故。从周代、秦朝以来，戎狄等边境少数民族时常侵犯中原，现在他们都已归顺了朝廷，这是民族关系胜过古代的缘故。我有何德才和能力，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三个方面的业绩，奠定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百姓，孔子作了一个比喻，他说：“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的车子，真让人恐怖啊！”子贡问：“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孔子说：“不用‘道’来引导百姓，这是我所痛恨的，如果这样治国，怎能无所畏惧呢？”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为君者怎么可以不敬畏老百姓呢？陛下在贞观初期，把老百姓当做饱尝战争创痛的伤员，体恤他们的艰辛，爱民如子，凡事崇尚俭约，不营造宫室以免劳民伤财。然而近些年来，陛下开始放纵奢侈，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任意役使百姓，还说：“老百姓没有事情就会懒惰放肆，有了劳役就容易驱使他们。”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岂有害怕他们放纵，而故意向他们施加劳役的道理呢？恐怕这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至理名言。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二。
　　陛下在贞观初期，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满足别人的需要。而如今，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役使百姓，谦逊节俭的风气一年年在消失，而骄纵奢侈的习惯在与日俱增。虽然牵挂老百姓的话语还不绝于口，但享乐之事也时时萦绕于心。有时候，陛下想营造宫室，又担心有人提意见，就说：“如果不修宫殿，我的生活就会不方便。”根据君臣之谊，臣子怎么可能再进谏呢？陛下此言意在杜绝意见，哪里谈得上是择善而从呢？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三。
　　君子立身为人，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所处环境的影响，入芝兰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每个人要受到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对于习惯不可不慎重，不可不深思。陛下在贞观初期，励精图治，注重名节，不存私欲，乐于施与，亲近重用君子，疏远贬斥小人。现在却恰恰相反，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疏远君子，是敬而远之；亲近小人，是轻信重用。太近就看不到别人的缺点，太远就不知道别人的正确。不知道君子的正确，其结果不是有意离间就是会自然疏远君子；不辨小人的缺点，那么就会主动去亲近他们。亲近小人，不是治国之道；疏远君子，就能够使国家兴盛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四。
　　《尚书》说：“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来妨碍有益的事，大功才会告成；不要用奇珍异宝来迷惑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轻贱日常之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知足。狗、马这些家畜不是因为本性会被驯服而不被饲养，而珍禽异兽则因为自然的野性所以才不会出产在国内。”陛下在贞观初期，仿效尧、舜，弃绝金银珠宝，返璞归真。可是近年来，猎奇之心日起，奇珍异宝之类中原罕见之物，源源不断地从偏远的异域运送过来。皇上自己嗜好奢侈品，却希望黎民百姓保持淳朴的民风，这怎么可能呢？朝廷不为民造福，却奢望国富民强，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五。
　　贞观初期，朝廷求贤若渴，只要有人推举好的人才，都能够信任并加以任用，让他们发挥长处，唯恐错失人才。但近年来，在任用人才上显得随心所欲。对于人才，朝廷或者因为许多人共同推荐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个别人的诋毁而罢免他，或者根据多年的政绩而任用他，或者因为一时的怀疑而疏远他。一个人的行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受人诋毁的人，未必真的行为不端，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全改变。君子有自己的襟怀，他们行仁义之事而弘扬道德；小人也有自己的品行，他们喜好用谗言中伤别人从而为自己谋取私利。陛下不明察事情的根源，就轻易赏罚，这样做，会使坚守君子之道的人日渐疏远，而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逐渐得逞。所以现在大臣们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保全性命和官职，没有谁再愿意为国尽职尽忠。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六。

陛下当初刚刚即位的时候，凡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杂念，丢掉打猎的网、箭等工具，不再想打猎的事情。但几年之后，这条戒律被废除了，虽然不像太康那般纵情无度，在洛阳打猎十旬都不返回，但还是给老百姓留下了讽刺的话柄。比如，陛下不远千里，向边远异族征求打猎用的老鹰和猎狗。还有打猎的地方太远，需要披星戴月，早出晚归。陛下以骑马打猎为乐事，不考虑是否会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如果真有不测，还可能挽救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七。
　　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对君主尽职尽忠。”所以，君主对臣下不能够薄情寡义。陛下初登皇位的时候，能够礼贤下士，君主的恩德由上至下，臣子都感受到了陛下的仁义。臣子的忠义之情由下至上，都愿意为朝廷不遗余力地进献自己的赤胆忠心。然而近年来，君臣之义却遭到忽略。有京城外的官员入朝奏请政事，看到朝廷上这种情况，想明言指出，又担心这会使君臣双方的关系更不融洽，所以欲言又止。有的人自愿请命，但朝廷又不行赏赐，不给予相对的礼遇，这些人无奈之下只得罢休。皇上有时因为臣子有些缺点，就怪罪他们，责备得过细过烦，臣子虽然能言善辩，也无法为自己的一腔忠诚申述。如果这样，还希望君臣上下同心，水乳交融，不是很困难吗？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八。
　　古话说：“骄傲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快乐不可以过度，志向不可以太高。”这四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为以前的君主带来了福祉，让通达的贤才深以为戒。陛下在贞观初期，对政务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委屈自己以保全别人。可是近年来，开始显露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依仗宏大的功业，蔑视以往的君主，自认为具有圣明的智能，轻视当代俊才，这是骄傲滋生的表现。做事情随心所欲，有时即使克制自己的私欲接受了臣子的建议，也终究是意难平，这是欲望放纵的表现。陛下喜欢嬉游，乐此不疲，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务，但对政务已不再专心致志，这是逸乐过度的表现。现在四海归心，天下太平，可是朝廷仍然兴师动众，不断讨伐边远地区的异族，这是志得意满的表现。长此以往，将使谄媚者只会顺从圣旨不讲真话，而被疏远的人，会因为害怕触犯龙颜而噤若寒蝉。这样势必会削减陛下的圣德。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九。
　　过去陶唐、成汤的时代并非没有灾害，而他们的美名却万古流芳，这是因为他们都能够有始有终地实行无为无欲的政策，遇到天灾，他们就为黎民百姓分忧解难。风调雨顺的年代，他们也戒骄戒躁。贞观初期，中原连年遭受霜灾、旱灾，老百姓纷纷迁居关外，他们扶老携幼举家迁徙，虽然尝尽了旅途的颠沛流离，却没有一家一户逃亡，没有谁抱怨，这都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怀有体恤百姓的良苦用心，所以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可是近年来，老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关中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干杂活的匠人，都被官府雇佣，服兵役的人，被四处驱使；皇帝为采购用物到处搜寻，送货脚夫的足迹不绝于道路。这样下去势必会带来弊端，老百姓宁静的生活会受到干扰，再加上这几年来水旱灾害时断时续，稻谷青黄不接，恐怕如今百姓的心，再不如贞观初期那般祥和宁静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十。
　　我听说“祸福不会凭空降临，除非人自己招惹是非”。“人如果不挑衅，妖怪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陛下统治天下已有十三年，威加四海，万民臣服，年年五谷丰登，礼法教化也重新得以确立。家家户户都知道遵守道德光荣，菽粟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可是近年来，旱灾不断，现在已经殃及到了周围的郡国。凶恶的坏人犯上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这样近的地方。上天怎么会说话呢？这是天意，老天在显示征兆以警戒世人，现在是陛下应该警醒，勤于政务的时候了。如果陛下看见警戒能够产生畏惧，施行仁义，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商汤那样严以律己，前王们孜孜以求的条例都能够勤勉地执行，对如今败坏仁德的行为，都能够反省并改过，以此来改变百姓对朝廷的看法，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永享太平了，灾祸怎么还可能产生呢？社稷的安危，国家治乱，全系于陛下一人啊！当今乃太平盛世，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今是创造伟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不我与，稍纵即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陛下应当三思，这也是臣下时常牵挂于心的事情。
　　为臣确实愚昧无知，不通事理，略举所见十条，有扰陛下圣听。但愿陛下采纳臣下狂妄之言，参考这些浅薄的议论，希望一得之见能有补于圣上，这样为臣虽死犹生，甘受刑戮。
　　看罢奏疏，唐太宗对魏徵说：“臣子侍奉君主，只顺从旨意是很容易的，忤逆君王的心意可就太难了。你作为我的助手，能常常想着向我进谏，的确难能可贵。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希望能够改正，在政务上做到善始善终。如果违背了你的意见，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你？又怎么才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呢？我得到你的奏疏之后，反复研读思考，觉得你的意见言辞激烈但道理坦直，所以我将它贴在屏风上，早晚都能够看到。还把奏疏交付给编写史书的官员抄录，希望千年之后，人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情义。”事后，唐太宗赏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周围侍臣们说：“平定天下，我已经做到了，可是，如果守天下不得法，功业也难以保住。秦始皇起初也曾平定六国，据有四海，到他晚年却不能很好地守住江山，这个教训真可作为鉴戒。各位大臣，你们应该公而忘私，已经取得的荣誉地位，就能最终保持。”魏徵说：“臣听说：打胜仗容易，保持胜利困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已显赫，德行教化又深入人心，如果能永远用这种态度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魏徵：“我看近代的帝王，有一代两代的传位十代的，有只延续，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的。我之所以常常感到忧虑恐惧，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未能做到各得其所；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觉察到。请你为我讲讲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们当做准则。”魏徵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贤者、愚者都在所难免，只是贤者能够有所控制，凡事不过度，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衷心希望陛下能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

贤劫第十佛华氏佛百字铭：大着肚皮休问，苍天自有安排。得宽怀处且宽怀，事是有成有败。快乐亦曾过了，艰难我也经来。。看来由命不由乖，好歹自家忍耐！和气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不争不斗是贤才，亏我些许而何害！钝斧砍石易破，钢刀剐水难开。试看古往如今来，多少英雄何在。

贤劫第十佛华氏佛的百字铭 耕夫役役，多无隔宿之粮。 蚕妇波波，少有御寒之衣。 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 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 寸丝千命，匙饭百鞭。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 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 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 若依斯言处世，富贵功名长久。

贤劫第十佛华氏佛的百字铭 寡精神爽，思多气血衰。少饮不乱性，忍气免伤财。 贵自勤中得，富从俭中来。温柔终益己，强暴必遭灾。 善处真君子，刁唆是祸胎。暗中休放箭，乖里藏些呆。 养性须修善，欺心莫吃斋。衙门休出入，乡党要和谐。 安分身无辱，是非口不开。世人依此语，灾退福星来。

此法胜过密宗的金刚萨埵百字明，真佛密法和旧藏密的行者，均宜依此咒而修持。

修此法有以下利益：

虽然我们都有说不完的罪业，但是，能通过华氏佛百字铭法门来忏悔，也的确是很有福分的。否则，一个没有福分的人，是根本遇不到这个法门的。这一点千真万确！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失机缘，要念完十万遍百字铭，最少十万。

像每天早上念21遍百字铭，不仅可以加持堕罪，不令增长，同时还可以清净当天的语障，使所念的经咒更具加持，为别人说法时，也能令其获得更大利益。

为什么有些上师说一句话，就能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利益？同样是语言，为什么价值不同？其实，就是因为说者的相续有差别。比如，凡夫人说一句话，华氏菩萨也说一句话，同是一句话，力量完全不同。因此，语业清净的人，不管是念经还是说话，其能力自然超胜。

修的时候，也一定要专注，要让心跟随咒字进入文字的内涵。否则，既无惭愧、又不专注的话，那即使天天阿弥陀佛念个不停，也没有大的利益。

每次念修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深刻认识自己的过失：“唉，我无始以来的罪业太深重了，现在虽然学佛，但修行还是很差，行为也不如法，实在太惭愧了！对所有这些，我都在上师华氏菩萨您面前诚心忏悔！”应该这样修持。

积善放生 我的五次放生感应心得体会 转贴
　　我真正接触学习真信佛法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到现在，我几乎每1/2个星期就会去放生1次。去过黄兴公园，静安寺对面的静安公园，还有兰州路桥边的黄浦江苏州河支流。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放生感应心得吧!

　　第一次放生感应：放的是泥鳅和河虾，妈妈陪我一起去的。我们母女俩去了黄兴公园。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放生，我觉得非常得开心，心中莫名的感动。也就是这次，我脸开始慢慢好起来的。

　　第二次放生感应：放的是穿条鱼，我一个人去的。从黄兴公园回来后，我在家附近买了5元的福利彩票的刮刮卡(当然是抱着献爱心的态度)，没想到刮中20元。随后买了3只可爱多冰激凌孝敬父母。

　　第三次放生感应：放的是螺蛳，我一个人去的。那天去的是静安公园，也恰逢观音娘娘诞生日，放生以后去了对面的静安寺烧香祈福捐公德。回来后，在家附近还是买了5元的福利彩票刮刮卡(仍旧抱着献爱心的态度)，没想到刮中30元。

　　第四次放生感应：放的是泥鳅和河鲫鱼，妈妈陪我一起去的。我们去了兰州路桥边，放生后去了龙江路正在修缮的太平报恩寺祈福。回来路上路过彩票投注店也没有想起要买彩票或者福彩刮刮卡。但是网上定投2元一注的双色球，当晚收到短消息，居然中了蓝色球，奖金5元。

　　第五次放生感应：也就是昨天周六，我和同样信佛的好朋友相约一去黄兴公园放生。我放的是泥鳅，朋友放的是小乌龟和螺蛳。放生好以后，我们去五角场逛街，我和她说起我几次放生后都有些小偏财，她连连称奇，也说一起去买彩票献爱心顺便试试自己的运气。不过我们逛街为主，并没有刻意特地去找彩票投注店。后来逛着逛着也把这事忘了，因为根本没把这事当回事。晚上逛累了，想找家甜品店坐下休息休息。先去一茶一座，人多没位子要排队，掉头再去星巴克还是人多没位子。最后随便挑了一家不知名的座位很空的甜品店坐下，买了40元的甜品。没想到餐饮发票竟然刮出了10元的奖。我和她笑得合不拢嘴，觉得都快要走了，居然还能中奖。

　　虽然这几件放生感应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却让我从心底体会到了放生的快乐，这五次放生最大的体会心得就是：

　　1、能感受到自己发善心，莫名的感动，心情舒畅，心如纸水。

　　2、过敏红肿发炎的脸渐渐好了，晚上能安心睡眠(当然我承认老中医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

　　3、有些小偏财(非常神奇)

　　我脸神奇般的快速好了，我的家人朋友至今津津乐道。而说到这些小偏财，我和我的家人朋友更是忍俊不禁。我想这应该就是放生感应吧!放生功德无量，放生能积德行善，放生能治病，放生更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惊喜。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

我的学密历程 2008-02-27 莲花居士
广州小密坛：http://xiaomitan.365d365d.com
刚开始学佛时候，只是看佛书，偶尔到光孝寺师父的的佛堂拜拜佛。师父叫我念地藏经，我嫌长，只是偶尔看看，偶尔才念一遍（但是我第一次到光孝寺念地藏经，一个早上我就念了三遍。）。但是我特别喜欢看经注和市面流行的各种佛教名家的著作。我是多闻有余，实修不足的人。
开始学佛也喜欢打坐，练气功。但是后来因为杂念多，不敢再打坐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一盘腿就两腿奇痒（2022年壬寅年紫圣袁英平注：这是佛祖悉达多嫉妒，在作障，预先为五明佛学院谋事障法障修持。本贴的上面内容已有披露）。
我于1996年在广州的地摊上用5元钱买到了一本莲生活佛卢胜彦的《轮回的秘密》，里面讲到了通灵人卢胜彦的许多灵学经验，我觉得比起很多大师的干巴巴的理论著作强多了。有一位好友看了我一书柜的书以后，说只看这本《轮回的秘密》就够了。
1999年，在寺院门口一家香店花了75元人民币买到了又一本莲生活佛的著作《光影腾辉》，看了里面的亲证的修行经验内容，终于彻底相信了佛法的净土世界。原来不强的信心，变得坚强，心里面欣喜无比，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简直就觉得有了新生命一样。原来念《阿弥陀经》只是半信半疑的。我相信很多人学佛法也是这样，看这些古典的经文，得不到真正的信心。现代的许多禅宗大师写的书，也是满萝框的理论和方法，没有一点灵学的内容，让人如何相信有轮回和佛国天堂？原来以为莲生活佛是个清秀的书生，没有想到封面的照片是一位头戴红色喇嘛冠，脸面圆满慈祥，目光柔和，耳大如佛的中年人，书中提到的弟子数目也达到了一百多万人了，我吃了一惊，继而感到升起了无比的信心。这位师父看来是个内功深厚， 道德高尚的人。书中描写他在静坐中内视五脏六腑透明如虚，身光灿烂，是一位净土的主尊，我看了他的面相，觉得十分可信： 在《 西北草原的沧桑（七） 》一文中，莲生活佛写到他内修的境界：肉体的障碍完全没有了，光明四面八方的涌入。宇宙意识的光，完全沉浸其中。这是修行人最高最高的机密吧！ 其实我已可以内视自己的肉体，我自己的肉身就像一具壮丽而灿烂的玻璃瓶，我的心脏如一朵莲花，有璀亮的奇光，其光线向四面放射。我的肾脏是铜色的光，清晰可辨。我的看见，竟然不须通过视网神经，只要用意识的小点去接触就行了。我发觉宇宙之音的光体是非常繁复多变的，但我拥有的光体，竟然是最大光采的那一份。我的光环火焰，显示我是一位净土的主尊，这个净土完全是清澄的、透明的、无边的。

让我们看看他的弟子在法会中的经历（--《三位见证人》）：李艳霞女士说：莲生活佛看看见的，我都看见了。我也是出神去的，这不是一趟短短的旅程，在法会过程之中，我的身体温暖，渐渐的往下降，渐渐的清冷，也就是我的元神飞出去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从“唐卡”中走了出来，一千只眼均大放光明，就如同一千只镁光灯同时按纽闪耀。 我亦到了“摩诃双莲池”，在那里的境界更多，令人目不暇视，几冬天使人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我看见很多很多穿白衣的仙女。看见摩诃双莲池，池底铺的“金沙”。 看见仙女散花。看见大摆宴席，是法味。…… 没有想到在这个水忏法会之中，我一静坐，就抵达“摩诃双莲池”，我以为我可以随大众拜佛，没想到一出神就是数小时，所看见的非常真实，是确确实实的出神。

接下来，怀着无比的信心，我在如同清晨般的心情中，皈依了莲生活佛，得到一张香港雷藏寺寄来的皈依证和法相。我在皈依后工作运特别好，有一次离开一个公司后，第二天就得到一份新工作。

我把法相供起来后，内心充满欢喜。用了水果和泉水供养师父。这是我学佛六七年后第一次设立坛城。

有一次，虽然不会念四加行的正确咒音，我试着念了念，修完了一遍，感觉特别欢喜，仿佛感应到有一个声音传来，说是一场精彩的法会。

后来得到简接教学，学到了四加行的正确修法，咒音和手印都学会了。我原来跟几个藏密的堪布学了好久，都没有得到完整的加行法来修，只是一个莲花生大士心咒。但是真佛密法是一皈依就得到所有加行，而且有法本，有咒语，有手印。这是一种消除业障，积累福报的大法。但是通过学习藏密，也让我知道了人可以修成虹光身，有佛国，有天堂可以追求。有了真正的人生方向，不再迷茫于人海中。而真佛密法其实也是藏密的汉化版，因为莲生活佛在过去世就是西藏布达拉宫的主事活佛，当时西藏的八大活佛，全都是他的弟子。

接下来，我日日精进实修，连走路都念百字铭咒不辍呢。由于不断修福， 生活中的困难越来越少，修法半年后，迅速找到了如意的对象，也是学佛的姑娘，很快就结了婚，而且能够一起修习密法，心中充满了快乐。家里的运气也越来越好，特别是父亲的换了工作后，工作环境和收入都比以前好。现在修禅定，都能够得到加持力，有能量进入头部，帮助达到定境。这好象是很珍贵的法味，证明真佛密法传承的加持力很明显和强大，对于增强人体能量特别有好处。尤其是治病的效果特别好，胜过我练过的一切气功和学过的显宗禅定。

至今天为止，我已经实修四加行六年了，也修了一段时间四加行和莲花童子相应法的合修法。我深深感受到，学佛应该学习真佛密法好，一是因为学这个法，开始时候是教你大量念咒语，让你专注统一，心中不会偏离正念，是摄心的极好办法，而且佛菩萨在冥冥中加持你明白心念的对错，及时调整心念，从而日日三省吾身， 修身养性，不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极珍贵的，因为人经常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修法能够内心明白，这里面包含到的内容非常深刻，有心心感应，有逆加持，有梦示，还有莲晓上师辅导学法，详细开解人生的智慧和修炼的窍诀。也有通过 学习师尊的文章得到教育，明了是非，这是不简单的，因为很多人的人生痛苦都是因为不明白因果，不明白对错造成的；二是这个法有大供养法，用供品供养能够让佛菩萨和六道众生得到欢喜，产生自己生活上的顺缘；三是因为莲生活佛是当今密教中的大成就者，是古代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从极乐世界下凡人间转世，证得大智慧和神通，写作开示无数，亲身经历了六道众生，有佛眼、慧眼、法眼和天眼，写下无数的灵界经历和因果轮回的实例，以及能够亲自接引弟子往生极乐世界的摩诃双莲池，跟着他学，就如同亲自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一样，看着他的文字，就如同看新版的大藏经一样。没有这样的师父，传统的佛法让弟子得到的信心，可能不是那么坚固吧。

真佛密法还有本尊法，还有内法，拙火定和无漏法，有金刚法，无上密和大圆满。是消除业障，积累福报，提升生命能量，超凡入圣的无上珍贵大法， 跟道教的性命双修有类似之处， 不像显宗，以修心为主， 真佛密法是有灌顶的传承加持力，能够帮助弟子迅速提高功力。我修这个法，每次都有明显的能量进入身体的感觉，十几年的胃疼经过两年四加行就修好了。

我原来严重的胃病，修四加行法的时候，每念一遍师尊心咒，观想一位传承祖师到自己面前，胃部就有点能量进来，减少疼痛。并且在修上师相应法的灌顶环节中，头部有极强的电麻感，一种不知名的能量顺着中脉进来，在心轮扩散到全身，真的是祖师给弟子功力呀，真的是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师父给弟子传输功力那样。我修了两年，到2004年三月份时候，十几年的胃疼就基本好了。原来我左边的经脉胃经很不舒服的，在灌顶时候，会有能量照触左边的身体，一条胃经完全受到治疗，舒服无比。

去年2006年，女儿出生后，我一直忙于工作，修法很少了，做功德也少了，只是念念经咒，结果基本上都很少有这种灌顶的能量进来。只不过偶尔念高王经后，也感受到一阵加持，但没有那么强烈。加上工作劳累, 到年底，身体又变差了。

今天（2007年1月2日）我在下午修了一坛四加行和上师相应法的合修法。哇，肯定是祖师爷们欢喜，灌顶时候，非常强烈的能量从头部照进了身体，全身都触麻麻的，充满能量。全身所有不舒服的地方，尤其是胃部，一阵阵缓解和舒服。在做入我我入时候，观想全身融入了宇宙的光明中，会感觉到身体的能量与外界交融一样，在这样加持下入定，比我以前修禅宗的禅定不知好多少倍，因为以前修定完全是没有灌顶的能量进入身体帮助你达到坐忘的。

我们来看看莲生活佛的精彩开示：

所以，你必须要去吸「气」，吸取能源，宇宙的能源，就会成神，就能够有「神气」。在更厉害一点的，你要去吸取光源，像现在人类懂得太阳能，就是利用太阳的光跟热，吸取太阳的能源，变成电来运用。我们人本身也有光合作用，所有的植物一切都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就是太阳能源的作用。我们懂得吃米、吃面以外，还懂得「吃气」，还要懂得「吃光」，如果，我们人在修气当中也能够吸收太阳能，取太阳的光、月亮的光、星星的光，在我们的身上，当你修成了以后，你就变成一个光体，光亮的体。这个光亮的体跟宇宙的光明海是同样的。你成就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光体，这个是要靠修行的。

　　所以，密教里面有修「宁古玛六法」，和「那洛巴六法」是一样的东西，里面就有教你「如何修气」，「如何能够得到光明」，修「光」，修出他的光明；修「气」，然后以这个气来运转，得到光明，把你真正的「神气」活用起来，那所有佛菩萨的本尊也能够帮助你。这个就是密教的原理。所以，你只要跟佛菩萨合一，你也就能够运转那些气，跟运转那些光，到最后你能够觉悟。觉悟就是说跟佛陀，跟释迦牟尼佛的开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上师给你“加持”，就是上师修行的法力灌注在你的全身。可以说是宇宙意识传承的法流，跟随上师本身修行的法力集中灌注在你的身上。

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给你做功力的转移，把这个人的功力，放在你的身上，一下子就有了五百年的功力，这个力量当然是很大的。上师的法力愈大，他能灌注的力量就愈大。“人活在凡间，与仙佛相隔，但是上天派下圣贤莲生活佛来人间，修行成功，出入十方法界，现见天堂佛国，好比来了一艘宇宙飞船，可以搭乘离开人间，去美好花园生活，不受人间之种种苦也。也可以说真佛密法就是一种通天功，修之能够得道，神话故事里面的花园都变成真实的了。这是漫漫长夜里的一盏明灯，茫茫苦海里的一艘大船，物质迷雾中的灵性之光，我们岂可轻而视之？

他的佛法著作到2007年底已经达到200本。这是他为了苦海中的众生辛苦笔耕几十年的伟大见证。http://shop.paipai.com/892415453 莲生书房。

在密宗里面，是没有末法时代的，如同道教的神仙之学，只要条件具备，精进实修的话，是可以即生证得仙佛果位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是远离圣贤的时代了，人长大后只知工作，买房结婚，然后就是老年，混混沌沌过一生。遇到这么好的圣贤，我们不要随便放过才对呀，因为不学习佛法离开人间苦海，圣贤一世一世来人间，都无法觉醒我们的。我们不要在轮回中沉睡了，快快去买书看吧。得到信心后，快快修行吧。愿大家未来都在佛国的花园里见面，全身都是光芒，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辉，永无生死苦，专享太平乐。 真佛密法教习群：54648990

道与佛
莲平上师
2016 03 26

在过去，印刷术不发达，加上没有网络佛经，学佛与学道，容易泾渭分明。现代，我们都在做跨宗教研修。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明了，因为众生性本同源，法无高下。

我们的莲生活佛，就是道显密均研修的集大成者。他也写很多风水和道术的书籍，同时也在主传密宗，以及禅宗。 师尊的三本尊之一，就是道教的西方仙境瑶池金母，在中国大陆称为王母娘娘。

其实瑶池金母的神通智慧慈悲和地位，跟五方佛是一样的。另外我要特别披露一位真佛宗八大本尊之一，以及了凡四训里面特别尊崇的本尊：准提佛母，她亦名摩利支天，亦在道教称为斗母星君，她的本地，依据《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生真经》之记载：斗母原来是龙汉年间周御王的爱妃紫光夫人。我在真佛宗内得到的摩利支天法像，正是头顶高弯发髻，婀娜多姿的古代仕女形像。

“佛与道，同样是以灵性去体会宇宙的至上意识。其实――
佛――宇宙至上意识的别称。
道――宇宙至上意识的别称。

只因，一个投影在印度，而称为佛，一个投影在中国，而称为道。佛道同样是弥漫而充满在天地之间的“至上意识”。

人们因修持角度的不同，地域不同，名称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境界名称的不同，就起了分别心。” 

境界的等差，确实是有的，佛、菩萨、金刚、罗汉就有境界的等差。而道也有境界的等差，如金仙、天仙、地仙、鬼仙，也是境界的等差。这要靠每一个人去修持，领悟愈高的，其境界愈高。佛与道都是一种修行，去体会去融入，就愈明白的清清楚楚。
（莲生活佛卢胜彦 《佛与道的感触》）

我们在过去的朝代中，曾有过佛与道的争执，或者佛兴道衰，道兴佛衰，事实上到了现代，我们慢慢发现，广州越秀山上的道教三元宫里面，亦有供奉佛家的慈航道人-观世音菩萨。真佛宗的雷藏寺，亦有供奉道家的瑶池金母。

在修行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看莲生活佛的如下解释：
据我所知，不管是印度的教派，或者是西藏的密宗，跟中国的道家，在内修方面都是异曲同工，都是差不多的。
        印度的瑜伽教派里面，有 KUNDALINI。KUNDALINI就是神火。就是说，神火藏在海底轮，只要把神火唤醒过来，经过脊椎骨这一条气脉，通过七个神经丛，到了顶轮，到了梵天(轮)的时候，就可以入宇宙的光海。印度瑜伽的内修就是要唤醒 KUNDALINI ，也就是唤醒神火。

        在西藏，神火就变成了拙火，也就是金刚亥母拙火定，这就是，你在修定当中，把丹田的火唤醒，丹田的火就变成红菩提；在你身上千叶莲花的就是白菩提，就叫做菩提心月液。白菩提下降到心轮，红菩提也上升到心轮，在心轮结合在一起，然后，又通过脉轮开中脉，一直到顶(轮)，出梵天(轮)，进入毘卢性海。这就是西藏密宗先修气，再运用气来运明点，再开中脉，这就是气、脉、点的内修。气的形成跟开中脉都是要由拙火；这是西藏密宗的修行。

        中国道家的修行，跟这两样也是很类似的，先通任、督两脉，再开中脉。因为任脉两脉一通的话，就可以行小周天，再行大周天，其中的功用，就是把精化为气，把气再化为神，神从中脉出窍，就是出阳神，最后的究竟，就是炼神返虚。(中脉就是冲脉)

        大家想一想，道家的炼神返虚，瑜伽的KUNDALINI，还有西藏密宗的拙火定，就好像是同样的东西，所以，修行，不管在西藏、在印度、在中国的道家，它们的内修，你把它融会贯通，你就可以明白，其中一定有它的真理在里面。

如今人间通过台湾的宝德大道院邱元章夫子的出神游历，知道了天空已经设立的儒道耶回释五方合一的无极五方证道院，里面有佛家的弥勒菩萨和地藏菩萨，以及观世音菩萨，以及中国历代的证果高真，包括太上老君、张天师、唐太宗李世民在内的紫薇大帝等仙佛。
据我在修持时候的感悟和灵应，紫薇大帝李世民已经修证到高能 量大神通和大法力和慈悲喜舍的境界，其职责是主人间富贵之权柄，司福德之衡量。中央党校已经采用唐太宗李世民主持编辑的《群书治要》作为教材来教育党校学生，这是根据净空法师的提倡而设立的学习科目，广州的寺院里面亦传出来了简版的《群书治要360》。就是有360节摘要。

那么真佛密里面，有没有讲到九天玄女呢？有，因为师尊跟天上的神仙都较多联系，师尊 求助于九天玄女作法。

莲花英平的母亲从八十年代起就在家设坛供奉九天玄女，莲花英平小时候常在仙坛前面拜仙。家乡亦有仙山道观是九天玄女为主神的。汕头有白花尖大庙，是以九天玄女为主尊的。

上古时候，黄帝跟蚩尤打仗，后者作法降下迷雾，是九天玄女从天上下来传授了指南车和奇门遁甲术给黄帝的将领风后，黄帝依此才战胜了敌方。后者的部将和族人逃到现在韩国的地方，就演变成现在的韩国人。

多世修行与在人间成佛
莲花英平 2015 09 24

一．多世修行的原因
一般显宗的寺院，做法事较多，讲经说法，多半是显宗的经典。如今密法兴起，实在是好事。因为密法是成佛的捷径，可以在人间成佛。净土宗盛行到一定地步了，但是仍有无数的人们没有办法从中起信修行。

当今密宗在大陆以喇荣五明佛学院较能公开做法事，但是他们传法的内容明显少于真佛宗，次第也稍慢。加上晋美彭措法王已经圆寂，度众的力量稍减。(莲平注:我写出此文时候,汉藏在穗城虚空中的法战尚未公开化,事实上由于五明高灵早已暗中潜伏治要道院很久,做悄悄的夫妻离间脑控法术,而莲平不觉.现在网上很多人开始热议:紫薇圣人苏醒.我写此文时候,尚未参透师尊莲生活佛的检举法文<会见十世班禅的师父>中提到的折磨他的师父是谁.也不知道2014年五明佛学院的大火灾到底有什么潜在的隐情因果.五明佛学院的喇嘛晋美彭措曾去印度达兰萨拉会见曾残杀解放军的***喇嘛.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战斗相当艰苦和激烈,我军死伤无数.由于藏人熟住缺氧气候的高原,而汉人不行,***的四水六岗军战斗力奇强.)

而真佛密法的根本上师莲生活佛，是即身成就虹光身，具有八十多种神通的圣者，实修的证量最丰富，欲于此生证果者，欲广度众生者，岂可日日以经忏为务，不思实修实证？

出家人最有条件实修实证。

但是很多僧人不知密法珍贵，只会显法，然后把全付身心交给弥陀。我遇到密宗根性的师兄，他说在人间也可以修密成佛，可以以人身证得各种定境和神通智慧，为什么非要等到死后去极乐世界？即使是从极乐世界回来娑婆世界的菩萨，若有缘修习密宗，亦可以说是成佛的一种捷径。

事实上很多人的修为是去不成极乐净土的。多世修行的观念一定要树立起来。

二．在家里出家

真佛密法，的确是既有净土的保证（师尊本人证得虹光大成就，自身有强大的光气，能够亲自出幻身接引弟子往生，这跟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士亲自住世是一样的，因为师尊是超级大神通者，实打实的，不是嘴皮子功夫），又有逐级而上修持的次第供大家实修，并且还有各层法相应的标准，使我们的实修得到有无相应的衡量，实在是我们在人间精神追求的最好法门。

大家有无学过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到释尊授记五百罗汉成佛，其中舍利弗尊者成佛的法号叫华光佛？

莲生活佛在多世以前，是跟随释尊修行的最重要的大阿罗汉。

真佛密法有无漏法，并且师尊莲生活佛说，在家出家均可以修持无漏法，然后修拙火法成佛。这无漏法的成就，是取决于你自己。生完小孩后，有信心修持内法的真佛行者，就可以在家里面出家，就是夫妇分房住。

你在客厅设个真佛坛城，就是大雄宝殿了。

要出家非常容易。

然后实修的起头，就是念真佛经，或者高王经，或者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阿弥陀经，有这些经典的宗教思想的基础，你就可以皈依真佛宗，开始修四加行（金刚萨埵相应法），然后是真佛宗的根本上师相应法（因根本上师有乘空飞行的神通，修上师相应法可得到他的遥加持和庇护），然后是八大本尊法（弥陀、观音、地藏、凖提、黄财神、莲花生大士、药师佛、大白莲花童子即莲生活佛）。

真佛宗的上师相应法，是其他教派没有的，上师相应法亦是一种本尊法。

三．内法

我们讲宝瓶气，非常重要。师尊莲生活佛以及其他上师常讲宝瓶气的功德，莲花生大士也讲过，密教的功德，源于宝瓶气。因为宝瓶气是用来提住我们的明点的，即是男生的白菩萨，女生的红菩提。即男精女血。修好宝瓶气，可以进修无漏法以，这两个法结合起来，在家居士即是僧人和比丘尼。并且由于有无漏法，在家居士亦可以超过出家僧尼。米拉日巴的上师玛尔巴就是在家的大成就者。

精血枯竭，就会百病丛生，到老了就是这个癌那个癌，然后就是死亡，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精血一生漏失，顺则凡，逆则圣。所以学佛的核心要学习什么，超脱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有了精血的旺盛，你才能够真正成佛，得到无量寿。人们每一世都不肯修无漏法，然后每一世都是弱体而逝。哪里有虹化的辉煌？所以要即身成佛，还是要重复你前世已经做过无数次的有漏性行为？

我十年前就印了一千张白骨禅观相，分发给有缘的佛友和真佛行者。

人们每一世都是面对死亡。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的身体是有漏的，佛教经常讲不假外求，是什么？那是你自己的内分泌。

四．斋戒
老子说，无劳汝形，无动汝精。我们要心不动摇，一定要修眼识清净。不要过多看爱情连续剧，不要在网站上看异性图片。电视和电脑旁边要放一张佛像，心别跑得太远。净空法师早就提醒我们，我们学佛不能成就，就是眼睛爱看电视和杂志造成的。这是我提醒大家的成佛关键。

起码我们要一个星期抽一天不看电视。不听爱情歌。

佛经里面讲将来人们的身高每一百年就矮一点，最后变成一米左右高。这是为什么？因为色欲漏失能量，在轮回中一世又一世地泄漏，就会内气弱，先天气弱的小孩，是长不高的。这是人类社会过度性行为的必然结局。

莲花英平度人学密的寺院：广州小密坛QQ群 197684809

weixin:13676279571 筹办寺院慈善帐号:袁英平,农业银行广州体育西,6228 4800 8650 0758 379.

雷藏密语：（四）
````````````````````````

01/18/00 师尊开示：灵的干扰
你是一个清净的人，一净就一切全部清净。密教讲修气，你这一股气一定
是阳刚之气，而且你是正大光明，所有一切的阴的干扰、灵的干扰，全部
没有。
今天我们听莲晴法师他讲‘灵的干扰’。


灵的干扰当然是有层次上的分别，一般的灵的干扰，跟高层次灵的干扰，
差别应该也是很大。你道行愈高，那个来干扰的灵，祂的境界愈高。一般
来讲，也不算什么。但是你真正修到很高的境界的时候，那一种的干扰才
厉害。


一般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祂能够来干扰你，
绝对是利用你自己本身的心性来干扰你。祂一定利用你的念头，利用你产
生出来的贪嗔痴疑慢，利用你的念头，进到你里面来干扰你。你去除了这
些，达到无念的时候，就不会有干扰。


按照祖师的教示是这样子的，你假如能够达到无念，去除了你所有的贪嗔
痴疑慢，那些不好的习性的话，所有的魔祂本身就自动的消失掉，就不会
有。


单单想一想，很简单的讲一句，像封神榜那一本书，很多都是道行很高的，
修得很高的。但为什么也会遭到形象被另外的高人消除的这一种现象，为
什么会产生出来？为什么还会动他的肝火下山？他已经都是清净的高人
了，都是修行几百年、几千年的道行的这些道士，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慢’
字。


他本身第一个骄傲，第二个他还是有他本身的火气在。所以几个徒弟都对
他讲，他们被谁欺负，哪一个高人瞧不起他，他马上动肝火要下山，就是
这样子坏掉，这个是一个‘慢’字的问题。


所以很多修道的人，坏在一个‘慢’字上，他始终觉得‘我自己已经最高，
我修行的境界已经最高’，别人都比他低。突然之间有一个人瞧不起他，
他就一定要下山，要跟他斗法。所以你看封神榜，看看看，都是一个‘慢’



字在作祟。


今天我们一般的行者受干扰，受灵界的这一种干扰，一般灵界是很多，这
个宇宙之间到处都有，任何地方都有，每个房子都有，不是只有坟场有，
任何地方都有，庙里面也有，密苑也有，彩虹山庄也有，任何地方都有。


你是一个清净的人，一净就一切全部清净。你不是一个清净的人，到处都
绝对有灵的干扰。你生起一个意念，马上左右两个出来，一个往这边拉，
一个往那边拉，你不能自己控制的话就精神分裂。


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两个人，两个灵在的话，那就是精神分裂。一个跟你讲
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另一个讲一定要做，那个就是叫精神分裂，所谓分裂
就是双重人格的分裂的一个状态出来。一个叫你做善的，一个叫你做恶的。


所以你自己没有办法自制的时候，被外面的灵给你控制了，叫做灵的干扰，
就是灵的干扰。


刚才莲晴法师讲的，他说干扰他睡眠，这个是很多人犯的毛病－失眠。密
教行者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要很好睡，说睡的时候他就睡。他所犯的现象，
在禅定里面也有提到，那个叫做掉举，掉举就是精神很好，很旺盛，脑筋
里面想个不停，一直动，动个不停，精神很好，十二点了，他还醒着，一
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人家快起床了，他开始要睡（师尊笑），
开始累了。挣扎了一个晚上，他累了，人家已经起床。失眠症很痛苦，晚
上不知道做什么，人家都在睡，你不能吵着别人起来。


影响睡眠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行者睡眠是一定要很正常。梦境也要很正常，
很吉祥。我们密教有睡梦法，有睡觉光明的法－眠光法。


那么我自己这样子认为，灵的干扰方面，第一个在身体上面，你虚弱的时
候，祂会来干扰。第二个，是你的念头方面出了差错，祂会来干扰。你念
头很正，甚至于达到无念的时候，祂没有办法来依附你的。第二个，你身
体很强壮很刚，祂没有办法来欺负你，所以有这些外面的灵等于没有。
在师尊来讲，不是没有灵界，不是没有这些鬼神这些灵，不是没有，很多，
但是我把祂们看成没有东西。为什么没有？因为祂们没有办法来干扰我，
当然就是没有，这个必须要你自己练到百毒不侵。你要修到百毒不侵，天
地之间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根本没有。你百毒不侵，任何人、任何个鬼
哪里能够欺负你？所以我本身来讲，我根本就不怕鬼。

注释:依莲平近年来的法战经验,不要误信喇嘛和莲花生大士,参考网上的热议话题: 四川神灵是野脉,四川国师设局整紫薇圣人,四川阴煞局害紫薇圣人.大家要研究一下<现在贤劫千佛名经>,里面讲到的未来佛贤劫第七佛明焰佛是关圣帝君,即是目前的玉皇大帝.贤劫未来第八佛牟尼佛是现在的紫薇大帝李世民.唐太宗注重 治狱,喜欢放生死囚犯,宽刑狱.并且注重发展宗教来提升人民的道德.注重节省粮食,爱护生命.创立了千古有名的贞观之治.




所以有时候像师母她一个人出去，我一个人在家里，他们唬我，有人‘唬
我’：‘你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门外面，或者窗子上，看看有
没有贴着一张脸在那里。’


‘唬我’。


其实坦白讲，就算贴着几百张脸在窗子上，对我来讲，也不算什么。祂们
做那个脸谱给我看，怎么再丑的也不会比金刚神还丑，再凶的也不会比金
刚神还凶，我天天在看金刚神，那一种小鬼算什么！


所以我说你舌头伸得好长，伸得好长我就拉起来，给它拉一拉做鬼舌汤。
剪掉你的舌头做鬼舌汤，拿刀子来割掉你舌头做鬼舌汤。你那个大头鬼，
变的那个头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像南瓜那种大头鬼，刚好煮
南瓜汤。你弄那个七孔流血，这里流血、耳朵流血、嘴角流血、鼻子流血，
七孔全部都是血，我看多了，我们以前在看风水，死人看多了，七孔流血
的看多了，没有什么可怕，在死人面前念经，躺在那里念经，看多了，没
什么可怕，七孔流血也不算什么。七孔流血，那个血流的多的话，也可以
做‘米血’（台语），‘米血’也可以吃，这根本不怕的！


所以我们喊一声，大喝一声，那些鬼全部都跑光了，全部都叽叽叫，每一
个都跌倒，互相挤来挤去、挤来挤去，全部都跌倒。


人是怕鬼，一个行者，鬼怕我们，我们喊一声，祂们全部跌倒，叽叽叫，
惨得要死。你手印练的是什么？平时那些手印，你一个手印弄出来，一个
指示印下去，祂们全部通通都完蛋了，都被你超度。


所以在我们来讲，根本就没有所谓灵的干扰这种现象，没有的，根本就没
有。而且你光明正大，正大光明的话，天地之间完全是晴朗的，没有一点
阴影祂可以来附，没有什么可怕的，从来就没有。就算大威德金刚怖畏金
刚，人家看了都怕，祂是我的本尊，你还怕什么？怖畏金刚。


所以我们没有灵的干扰，有灵的干扰，一定是第一个你身体虚弱，第二个
你念头有瑕疵，念头里面有阴影，祂可以来附。
我们行者修到你阳气充足，全身光明灿烂，那个阴的东西祂不敢来，只有
真正神圣的神才跟你交通，就是这样子。


一般来讲，那些念头不正的、身体虚弱的，或者一些不正常，睡眠不正常、
饮食不正常，饿自己饿得快死，全身都是阴气的，全身都是阴脉，那个血



脉你跟他按一下，虚冷，而且那个脉是阴脉，不是阳脉，身体的脉都是阴
的。有几个法师，很有名的法师，都变成阴脉，全身都是很虚弱。不是讲
我们这边的法师，是外面的，外面那些很有名的法师，都是虚脉。光会讲
经说法，佛教的经典读的很多，什么都行，就是全身都是修成阴脉这样子，
那也是很可怜。


密教讲修气，你这一股气一定是阳刚之气，而且你是正大光明，所有一切
的阴的干扰、灵的干扰，全部没有。


你本身就是一，什么是一？你就是金刚杵，坚固不坏无漏的金刚杵。你要
修到这样子，什么东西可以欺负你？


我们修行，睡不好、失眠，或者饭吃不下，你看我什么时候有讲过师尊今
天饭吃不下，我今天不想吃了。我每一餐都觉得很好吃，没有一餐说不好
吃，我每一次看到说：‘哇！好吃、好吃！’每一次看到菜、饭，我都：
‘好吃！好吃！’我没有讲一次不好吃。因为你饮食正常嘛！定食定量啊！
你定食定量，你身体的状况都一样，很规律。


睡眠也正常，应该睡了，觉得一躺在床上，‘一字禅’，当然是‘一字禅’，
躺着这样‘一字禅’。‘一字禅’，躺下去，瑶池金母现身，放光加持。
再来，变化金刚杵躺在床上，最后金刚杵放光芒，布满整个虚空大地，然
后觉得哇！这个床上好温暖，觉得身心都放松，好舒服。哇！就不见了，
睡着，人都不见了。一醒过来，这里是哪里啊？还不知道是哪里，这就很
好嘛！哪里会失眠。骗我的！你们失眠一定是骗我，没有这回事！根本就
不会失眠。


按照规矩来，请你的本尊给你放光明加持你，然后变化金刚杵放光芒。先
把自己身体烧了，用火，像在印度看的那个用木架，周围全部点火‘让’，
把自己全身烧成灰，变化成为光芒灿烂的五股金刚杵，然后再架个十字金
刚杵放光，就是这样子。


所以睡眠好，饮食好，修行身心都健康，念头正，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出
差错的地方在哪里？你念头不正，有阴影，祂就很容易利用那个阴影进来。
进来以后，就在你身心里面乱搞一通，把你念头搞混乱了，一下子恨这个，
一下子恨那个，一下子想这个，一下子想那个，你根本没有办法睡嘛！你
哪里能够睡？因为你脑海里面在翻腾，你精神太亢奋了，恨的牙齿都咬的
这样子，你怎么会睡得着呢？你睡得着才奇怪！这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你的心的问题，你念头的问题。


所以老是跟我讲有灵的干扰、有灵的干扰，这是你的心不正啊！你念头歪
了，你老是在恨，老是在想东想西想个不停，你脑海里面不清净嘛！你脑
袋瓜要洗一洗，所以重点在这里，你脑袋瓜洗干净了，清净了，你心就定
了，就觉得这个床铺好温暖，觉得很安定，你就睡着了，哪会睡不着！就
是脑海里面乱想乱想、乱搅乱搅，然后那个外灵一看到你脑海里面这么脏，
祂就喜欢，祂就来了，附在里面给你搅得更厉害，翻山倒海，祂就是这样
子做。


所以讲起来，我常常讲灵的干扰有三个要注意的，第一个，你要自己做结
界，让祂不能进来。第二个，你的念头自己要清净，要有正念。第三个，
你饮食要正常，睡眠要正常。


嗡嘛呢呗咪吽。

真佛宗在全世界的盛况以及广州紫薇堂的活动
莲平 2016 08 12

真佛宗的宗主是莲生活佛，俗名卢胜彦，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转世。释尊涅槃前，曾叮嘱了十六位得大成就的阿罗汉，要求他们留形住世。一部分隐入山林，例如大迦叶尊者，至今仍在云南的鸡足山，承佛衣钵，待弥勒下生加以托付。一部分则是不断地转世，说法度化众生。莲生活佛就是一位具足大神通，修行密法得大成就的伟大尊者。在《妙法莲华经》里面，释尊给五百罗汉授记成佛，其中舍利弗成佛时候的佛号为：华光佛。那么这一世，释迦牟尼佛身穿西装，带出禅定中的莲生活佛元神到台北咖啡厅喝咖啡，并且手书：华光自在佛，赠予师尊莲生，是为此生成佛的伟大印证！

众生自工业革命以来，发明各种杀人武器，以种种毒害众生的以及具备迷惑人心效应的学说来组织了各种大规模的侵略和战争的行动，使得数亿人被残害至死。佛法不兴，众生沉沦！

真佛宗宗主莲生活佛出生于一九四五年，从二十六岁开始写作佛书，以灵算和传授佛法，替人解厄消灾而闻名全台湾，随着其佛书的印刷发行，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至今已出版了两百四十多本佛书，包括道、显密和风水、灵符等内容。真佛宗的的皈依人数有六百多万，遍及全球七十多个国家，有雷藏寺和分堂数千余处，出家众数百人，代师传法的金刚上师一百多位。在最接近大陆的香港和澳门均有雷藏寺和多所分堂，师尊常莅临说法，举办法会。最著名的就是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七日的香港时轮金刚大法会，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于香港国际博览馆举行的白莲花王大法会，有三万多人参加。真佛宗化行之处，民风淳朴厚道，人人守戒，修心善法，善者转增更善更纯，恶者断恶修善，师尊甚至到三恶道去救度弟子出离苦轮！真佛宗有布施济众的华光功德会，常来大陆各地贫困之处济贫救世，建造集雨水窖帮助干旱地区，建设危房下的新学校等等！

师尊的法务在中国大陆的广泛开展是始于二零零五年十月，于浙江宁波成立了大陆云中佛论坛，面向全国招生，举办过放生法会，集合大陆同门的力量，印刷出了一批珍贵的真佛宗仪轨集，在广州由莲花英平（莲平上师）主持，联合了莲晓上师、冯家辉师兄、赖云师兄，与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同门，重要活动和弘法人员有：陈昆陆（唐高祖李渊转世，台湾厂商），陈泰吉（李世民儿子李泰转世），刘万亮（李世民儿子李承乾转世）。。。。。。，在广州白云宾馆举办了联谊活动塈法务商讨大会。时维二零零六年以及相继的几年。莲平在中国大陆以无比坚毅和宽阔的心灵，度化了包括军队和公安、国安以及政府公务员在内的社会各界弟子，使得他们明白各自的宿命轮回，增加了他们的道行和修行的志向！莲平上师默运神通，亦使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得以升职加薪，精神旺盛，家庭幸福！与领导关系良好！

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在二零一三年有台湾星云大师来访，是由广东省省长朱小丹邀请，大师来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做了演讲，然后北上会见了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著名的唐朝推背图中，有一象：卯午之间，厥象维离，八牛牵动，雍雍熙熙。卯年就是2011，午年就是2014，卯午之间，就是2012和2013年。那么星云大师来访的时间，不就正好在预言所述之中吗？莲平能解推背图，这是因为在唐朝与军师李淳风结下了甚深法缘和善缘，今世又重逢于真佛宗之内！

真佛宗紫薇堂的成立，正是因为有特别的缘由，这个堂自成立以来，一直有天空中紫薇大帝唐太宗的暗中关照和放光灌顶所有与莲平上师结缘的弟子。紫薇大帝唐太宗得职于丙戌年，是由观世音菩萨授予此法号，其职责是主富贵之权柄，掌福德之衡量。莲平上师在三世以前，是紫薇大帝的亲生儿子。历经转劫，特司粮食和军队、特务工作，以及对外贸易、显密佛法的法务活动，佛典翻译，国际佛法重心迁移活动，以及盛大法事法动主持！

莲平上师的俗名：袁英平。在中国清朝时候，由隋代的步虚和尚从空中降灵而出的预言有论述到中国人的未来圣人：世分三字，有圣人出，玄色其冠，龙章其服。天地清明，处理万色，四海讴歌，阴受其福。（解析：在古代汉语中，“世”字也可以写成“卋”，把“卋”分成三个字，即“十、艹、一”，也就是说，未来圣人名字中隐含着“世”字，即“十、艹、一”这样的笔画。“四海讴歌”说明了该圣人是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的。）

莲平在广州以真佛宗的名义，举办过近两百次小法会，度化一百多位佛弟子皈依真佛宗，召集同门做共修密法活动，刻录弘法光碟，印刷密法丛书和法本，放生和做网络弘法活动十几二十年。至今仍然在不断自修和扩大共修中过着闭关隐居的日程。是真佛宗在大陆的最大发展希望所在，以及海外宗委会的核心力量。莲平计划于两年内成立紫薇堂办公室，发展华光功德会的慈善事业以及莲生文集的出版申请事宜。目前莲平处于一定的困境之中，饱受省宗教局的重压和无正式道场的烦恼。广东省宗教局的***案件，中纪委正在调查之中，因接案过多，一时案件进展缓慢。莲平已经联合国务院宗教局的熟人，协助加速办理破案！

莲平上师广州弘法帐号：袁英平 农业银行广州体育西 6228 4800 8650 0758 379。福往者福来，助师弘法，天榜挂号，地府除名，福德日增！供养我的佛弟子，务必留下姓名和祈愿目的：手机：13676279571，微信：a18718878612. QQ：601545162。欢迎微信转款，功德无量，扎西德勒！

紫薇堂最新活动消息：

真佛宗广州紫薇堂理事会第二届全体成员大会谨订于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于广州举行，地址待定，具体时辰另行通知，请所有成员于八月十五日前向莲平上师报名参加。会议内容：堂务发展、善书印刷款筹集，紫薇大帝解厄添元法会暨相应法共修，放生活动的续办、慈善基金的筹集问题，成员的扩大计划,办公室的选址和租金筹措。请莲平上师的所有弟子们知悉。莲平手机号码：13676279571，微信：a18718878612.

会议联系邮箱：yapeepoon@126.com

（此是前一段时间的活动，是旧闻重播，供紫圣的真佛宗弟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