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

简介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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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君道P1 论政体 论任贤P10 论求谏P17 论纳谏P20 君臣鉴戒P24 论择官P28 论封建P33 太子诸王定分P37 尊敬师傅P39 教戒太子P42 诸王规谏太子P45 论仁义P51 论忠义P52 论孝友P56 论公平P57 论诚信P65 论俭约P68 论谦让P72 论仁恻P73 论慎所好P74 论慎言语P75 论杜谗邪 P76论悔过P78 论奢纵P79 论贪鄙崇儒学P80 论文史P83 论礼乐P85 论务农P89 论刑法P 论赦令 论贡赋 辨兴亡P97 论征伐P98 论安边P104 论行幸P108 论畋猎P109 论灾祥P111 论慎终P113

卷一·论君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http://so.gushiwen.org/guwen/bfanyi_3459.aspx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死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淫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淫的酷刑所杀害。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卷一·论政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然而，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门下省颇有不同看法，有时还发现错误，有没有指出纠正？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失误。人的意见，常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反对的，追根溯源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对自己护短，不愿听到指出自己的过失，人家有所是非，就在心里暗自怨恨；有的为了避免和人家搞坏关系，互相顾惜面子，明明知道不属政事的范围，仍马上施行。这种迁就一个官员的私情，可以立刻成为万民的大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没有主见，而酿成祸乱，人们多不能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当时那些人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当面说好话，背后搬弄是非，总认为没有什么；到后来大乱一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身的人，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头仅免一死，还会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一个腔调。”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人感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触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如果就此骄奢放纵，必然弄到衰乱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理当协力同心，发现事情做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讲真心话，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样。这都是由于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自然灭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爱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们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无道，人们就把他废弃而不用。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的方法，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卷二·论任贤
　　房玄龄，山东临淄人。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武德初年，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外迂的人也非常多，对此，李世民表示忧虑。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这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杜如晦非常能干，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那么非此人不可。”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说起当时的良相，人们就会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
　　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卷二·论任贤
　　房玄龄，山东临淄人。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武德初年，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外迂的人也非常多，对此，李世民表示忧虑。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这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杜如晦非常能干，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那么非此人不可。”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说起当时的良相，人们就会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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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死后他的儿子女儿下场如何?
发贴时间：2016年11月17日 - 说到他的儿子,根据历史上的记载,李建成是有六个儿子的。而长子叫做李承宗,在早年就夭折了,后来又生下五儿子子,依次为次子安陆王李承道,三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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